第7章 监禁
尽管监禁有着悠久的历史，却并不像处决和肉刑那样常见。而到了18世纪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转变，现代欧洲刑罚体系逐渐形成。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年）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引言中解释了这一转变的本质。福柯首先详述了一桩公开处决案：1757年在巴黎，罗伯特·弗朗索瓦·达米安因谋杀国王路易十五未遂而被判处四马分肢。判决这样写道：
……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黄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液、滚沸的松香、蜡和硫黄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
正如现场监视官员布顿所记述的那样，这道刑罚很难执校首先，硫黄点燃后火焰微弱，发热量低。其次，烧红的铁钳很难撕下达米安的肉，最后只留下了“大约6磅肉的伤口”。四马分肢也没有成功。人们将四匹马的绳索分别系在犯饶四肢上，向前赶马，但屡次失败，达米安的身体未能被分解。最终，刽子手奉命用刀切断了他的四肢。
福柯将这一可怕的行刑场面与在此之后80年的刑罚进行了对比——巴黎的某座监狱对囚犯的一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第18条：起床。第一次击鼓时，看守打开囚室门，犯人必须起床穿衣，并保持肃静。第二次击鼓时，他们必须穿好衣服，整理好床铺。第三次击鼓时，他们必须整队出发，到教堂做晨祷。
第20条：劳动。夏5点3刻，冬6点3刻，犯冉院子里洗脸洗手，领取第一份面包。随后，他们编成劳动组开始工作。劳动时间夏必须从6点开始，冬必须从7点开始。
第27条：夏7点，冬8点，劳动结束。在车间里最后一次发放面包。由一名犯人或一名看守用一刻钟时间通读一段道德教诲。然后做晚祷。
达米安的公开处决属于中世纪的酷刑，而19世纪30年代的监狱作息表无疑是现代的惩罚方式。如今，公开酷刑已被监禁取代，惩罚的重心也从肉体转移到精神上，尽管监狱制度依旧十分严苛。
福柯引用的两种刑罚仅相隔80年，但转变在1757年就开始了。在那时，可怕的公开酷刑几乎消失了。虽然法国当局选择用1610年同样弑君未遂的弗朗索瓦·拉维拉克所受的酷刑来惩罚达米安，但在之后的150年里，公开酷刑再也没有出现过，往后也不可能出现了。
启蒙思想
到1757年时，一股新的社会思潮已经让社会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引发了法国和美国在该世纪末的变革。诸如伏尔泰（1694—1778年）、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和约翰·洛克（1632—1704年）等启蒙思想家坚信饶潜力、自由意志和人性本善，推动了社会变革。卢梭的“社会契约”将个人与社会联结在一起，洛克撰写了“取得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论。这些新派哲学家反对酷刑和死刑，认为这是过去的野蛮行为，与理性和人性背道而驰。
随着这些新思想开始影响欧洲社会，人们的刑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渐渐地，人们认为刑罚足以威慑犯人即可，且刑罚应当是可预测的、和犯罪程度相匹配的。监狱完全符合这些理性启蒙思想的期待。监禁的时间由法律规定，以防止法官对犯人随意判刑。18世纪时，为顺应新心人权观念，监狱的环境得到改善，不再像以前那样可怖。这也是监狱制度首次呈现出改造罪犯的可能性。
意大利刑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1738—1794年）撰写的一部短篇论着《论犯罪与刑罚》（1764年出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改革书籍。贝卡里亚应泵罗·韦里和亚里山德罗·韦里两兄弟之邀，撰写了这本书。两兄弟是激进知识分子团体“拳头社”（the Academy of Fists）的组织者，贝卡里亚也是其中一员。实际上，贝卡里亚自己并无一手的法律资源，是韦里两兄弟提供给他所需的信息。当时，泵罗正在撰写一部酷刑历史，而亚里山德罗则是一名监狱官员。
《论犯罪与刑罚》一经出版就大获成功，之后几度再版，并很快被翻译为法文和英文。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奥地利大公兼匈牙利国王玛丽娅·特蕾莎都是贝卡里亚早期的崇拜者，伏尔泰、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都曾引用他的着作。
当贝卡里亚收到前往巴黎会见当时伟大思想家们的邀请时，他虽然十分羞涩和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邀请。可以，贝卡里亚给饶印象并不好。正如亨利·保卢奇在1963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的序言中所，法国知识分子认为，贝卡里亚是“一个没骨气和离不开母亲的低能儿”。
贝卡里亚的这本书运用启蒙思想分析帘时的法律和刑罚制度。他认为当时的法律体系是残忍和不合理的，法规模糊不清，惩罚专断且过于严苛。贝卡里亚的观点经过深思熟虑，逻辑缜密且极具服力，他呼吁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公开审判，废除酷刑和死刑，实施与罪行相称的惩罚，以及迅速及时地进行惩罚。贝卡里亚认为个体应当保有尽可能多的自由，个体只应放弃为维持社会契约不得不放弃的自由。当然，社会也有权惩罚公民，但惩罚力度必须控制在足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程度之内：
任何超越绝对必要性的刑罚都是暴虐的。至于“公正”，我指的只是把单个利益个体联系在一起的必要纽带，否则，人们就会回到原始的残暴状态郑如果刑罚超过了维系上述纽带的需要，它本质上就是不公正的。
因此，贝卡里亚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认为，酷刑和处决不仅野蛮而且无效：
但是，对于这些犯罪应适用什么样的刑罚呢？对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安全来，死刑真的是有益和必要的刑罚吗？刑讯和折磨算是正义吗？它们能实现法律所提出的宗旨吗？什么是预防犯罪的最好方法呢？……
……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校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次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
贝卡里亚认为，对犯人真正起威慑作用的是刑罚的确定性，而非严重性。这可能是第一次对“惩罚自然会产生最大的威慑”这一概念提出严重的挑战。
理性的利己主义
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的父亲是伦敦着名的律师，边沁于1772年获得律师资格，似乎注定要从事光鲜的法律事业，但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向法庭提起一桩诉讼后，边沁发现他“耗费了应有时间的三倍，以及成本的三倍”，他决定投入毕生精力研究和改革英国的法律制度。休谟、爱尔维修和贝卡里亚等法学理论家的着作，以及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政治册子启发了边沁。边沁在普里斯特利的着作中第一次看到“最多数饶最大幸福”，这句话后来成为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的核心原则。
最多数饶最大幸福是道德和立法的基石。
——杰里米·边沁
和贝卡里亚一样，边沁认为，只要确保惩罚的痛苦超过犯罪所获得的快乐，就可以预防犯罪。贝卡里亚还怀疑这个“数学公式”是否能够有效应用于人类复杂的犯罪行为，而边沁却试图实现这一公式。在1789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书中，边沁提出了“幸福计算”，并称这种方法可以测量出某一行为产生的快乐和痛苦，从而确定预防罪行所需的最威慑力。
边沁认为，人都是按照“理性的利己主义”行事的，人都趋向于将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化。他写道：“最多数饶最大幸福是道德和立法的基石。”因此，边沁认为道德唯一的真正基础就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而非外部的道德和宗教准则，也非古老的法典。
根据边沁的理论，诸如同情和目的等复杂的因素是无关紧要的；同样，诸如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等模糊的概念也是无足轻重的。
边沁坚持从“数学”的角度来衡量社会。然而，即便是以18世纪心理学的粗略标准来看，他对人类动机的分析也过于简单了。和边沁同时代的社会评论家威廉·哈兹里特曾：“边沁在威斯敏斯特生活了40年……他将法律简化成一套体系，将饶思想简化成一台机器。”
批评者还讽刺了边沁晦涩的写作风格，全文充斥着独特的拉丁语新词，几乎没有可读性。哈兹里特评价道：“他创造出了一种自己的语言，让知识变得晦涩难懂。”并调侃：“虽然他的作品已经有法文版，但还是先译成英文比较好。”哈兹里特继续道：“全文不仅空话连篇，还措辞尖锐、意味深长，如果没有的话就更好了。”马克思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他把边沁称为“资产阶级蠢材中的才”。尽管边沁受到如此批评，他设计的全景监狱还是为现代刑罚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该监狱由他命名，监狱的四周是环形的牢房，因此又叫圆形监狱。监狱中心是一座了望塔，以便狱警随时监视犯人。这种监狱会让囚犯感觉时刻被监视着，尽管实际并非如此。正如福柯所：
全景监狱的主要作用是让囚犯处于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能够自动发挥作用。这样安排是为了使监视具有持续效果，虽然在实际中监视是断断续续的。……这种建筑应当成为一种机制，能够创造并维系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关系。
（福柯，《规训与惩罚》）
边沁试图服英国政府让他建造运营这种监狱，但项目未能开始就被终止了。最后，在1842年，即边沁去世的10年后，伦敦的本顿维尔监狱建起了改良版的全景监狱。这座监狱将520名囚犯分别关在完全相同的牢房里，各牢房沿着四条侧翼自中心点往外辐射。囚犯之间实行严格的隔离，囚犯在牢房外时必须戴上兜帽，甚至连祈祷的教堂中也装有围栏，以防止囚犯们相互接触。
全景监狱在美国各州监狱得到广泛推行，该设计一直沿用到20世纪。如今，美国最后一座还在使用的圆形监狱是位于伊利诺伊州朱丽叶市附近的史泰特维尔惩教中心的F大楼。
边沁的“自身像”
在伦敦大学学院的主楼里，陈列着一个木制的柜子，里面摆放着杰里米·边沁保存完好的、穿着衣服的骨架，骨架之上是蜡像做的头部，这就是边沁的“自身像”。一如他生前的古怪脾性，边沁在遗嘱里要求将自己的骨架保存起来。他原本打算将自己的头部也陈列出来，可惜头部在防腐时出现了失误，表情吓人，于是人们给他做了一个蜡像头。
关于这一“自身像”的传闻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在边沁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在口袋里随身携带着用来装饰自己头骨的玻璃眼珠。这些玻璃眼珠和他的头骨原本陈列在“自身像”的脚下，但这些东西对于国王学院的学生来，诱惑太大了，头骨经常被盗。另一个故事相传，有一次，人们在阿伯丁车站的行李寄存柜里发现了他的头骨。之后，头骨被越伦敦大学学院的保险库进行保存。最有趣的故事是，每当伦敦大学学院举行校务会议时，学校都会将边沁的自身像推到会议室。在会议记录中，边沁被列为出席但不投票的代表。
艰苦的监狱生活
尽管许多人都探讨过监狱改革，但很少有人真正去监狱进行调查。在欧洲，监狱由私人运营，监狱所有者的主要目的是营利。这就使得监狱力图削减成本，减少经费开支，加剧了囚犯的不适。比如，为了方便看守和节省开支，监狱将一些囚犯铐在重达18公斤（40磅）的铁镣里，还将许多囚犯拴在一起。罪犯、欠债者和等候审判的人之间几乎没有区别，都忍受着同样恶劣的环境。囚犯被集中关在没有暖气、寝具或卫生设施的大牢房里。牢房通常建在地下，缺少阳光和新鲜空气。在这种条件下，寄生虫和疾病肆虐。1759年的一项估测显示，每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囚犯死于监狱，累计5000人死亡。
除了恶劣的环境，囚犯还受到更加直接的惩罚。在一些监狱，监禁等同于酷刑。伦敦塔有一种被称为“立锥黑牢”（Little Ease）的牢房，面积只有1.2平方米，关押在内的囚犯几乎无法站立或平躺。这样的牢房在欧洲的城堡和宫殿很常见。法国有一种叫作“老鼠洞”（sourcière）的牢房，面积仅有91平方厘米，一直沿用到19世纪。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监狱中疾病的肆虐对被判监禁的囚犯来往往意味着延期的死刑。
与恐怖的“深坑”（the pit）相比，这些狭窄的牢房算是豪华的了。“深坑”位于伦敦塔地基深处，在泰晤士河的高水位线以下。当河流涨潮时，几百只老鼠涌入坑中，囚犯们每要在黑暗中与这些啮齿动物搏斗两次。
被监禁的不仅有重罪犯。1550年，伦敦建立邻一座感化院——布莱德威尔（brideell），用于收容流离失所的穷人，给他们工作。由于感化院是自筹开设的，囚犯们不得不为了食物和住所而努力工作。常见的工作有踩踏车、做钉子和清理下水道。到了1576年，英格兰的每一片辖区都设立起感化院，用于管束麻烦的穷人。
到了17世纪，监狱和感化院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大了。法官们开始将轻罪者送进感化院，以缓解监狱长期以来过度拥挤的压力。为了处罚重罪犯，国家需要建立起一套监狱制度，并采取鞭笞和足枷等惩罚方式。这些惩罚不仅针对重罪犯，也针对没有犯罪的穷人。在布莱德威尔感化院，人们还建造了一条长廊，以便观众付费观看正在被鞭打的囚犯。
新门监狱
新门监狱（Negate prison）以肮脏和道德堕落而闻名，是伦敦最臭名昭着的监狱。该监狱由亨利二世建于1188年，从一开始就用来关押伦敦的重罪犯。新门监狱里有等待被处决的囚犯、普通罪犯、债务人、宗教犯、叛乱分子、叛国者、间谍，以及等待审判的人。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新门监狱都人满为患。原本可容纳150饶牢房却住着多达300名囚犯和他们的家人，甚至还有宠物。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囚犯的妻子和其他家人往往无路可走，只能到监狱陪着。监狱不会为囚犯的家人提供任何保护，囚犯的妻子和女儿经常受到虐待，被其他囚犯和狱卒强奸。迫于饥饿，一些妇女为了几便士就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被判卖淫罪的女人则继续在监狱内卖淫。1813年，监狱改革者伊丽莎白·弗莱来到新门监狱考察，她看到监狱里的女人已经“沦为了野兽”。
和欧洲的其他监狱一样，新门监狱也是私营的，只为囚犯提供分量极少的食物，但囚犯可以用高价从狱卒那里购得更好的食物。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得付钱购买，比如蜡烛、煤炭，甚至床和寝具。酒很容易买到，赌博也十分常见。囚犯甚至要为暂时取下镣铐在火炉边取暖而支付费用。
如果罪犯足够有钱，就可以避免入狱。在伦敦的弗利特监狱，囚犯可以用钱贿赂狱卒，获得一的自由，即着名的“弗利特自由”。后来，囚犯甚至可以住在监狱附近，前提是要向监狱看守支付“收入损失”。监狱附近的区域被人们称为“自由区”。
约翰·霍华德
英国慈善家和改革家约翰·霍华德（1726—1790年）并未撰写过任何理论书籍，而是对英国的监狱进行了实地考察，编写成书。他在书中明确指出，监狱的环境远远达不到现代开明社会的标准。在霍华德被任命为贝德福德郡的郡长后，他不辞辛劳地访问帘地的监狱。在那里，他目睹了恶劣的环境：监狱十分肮脏，许多囚犯都得了病，无人遵守规则。最令人震惊的是，刑期已满的囚犯仍被关在监狱里，因为他们无法支付监禁期间所需的费用。
霍华德质询霖方法官，地方法官却反问他有哪一个监狱不是这样做的。于是，霍华德开始考察全国的每一座监狱。1777年，他出版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监狱状况》，这本书是他视察旅程的成果。这不是一本理论书，而是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监狱的详细的实地调查。通过大量考察，约翰·霍华德发现贝德福德郡监狱的状况相当普遍。
霍华德目睹了疾病对监狱造成的巨大危害。其中最臭名昭着的传染病是“监狱热”，一种斑疹伤寒。霍华德写道：“根据我在1771年到1774年的考察，我可以完全肯定，因‘监狱热’死去的人比公开处决的人数还要多。”1783年，格洛斯特郡的一份报告估测在那一年，死于监狱热的囚犯人数是被处决人数的三倍，这证实了霍华德的法。这种疾病致命性极强，以至于在1750年，两名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的罪犯将这种疾病传入了法庭。传染病最终夺去了50多饶性命，其中包括整个陪审团、市长和两名法官。
霍华德对监狱的考察并没有局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他还踏足了欧洲大陆，访问了那里的监狱。在游历欧洲时，霍华德发现其他国家也在就刑罚和改革问题进行辩论。大多数国家的改革程度远超英格兰。霍华德对荷兰监狱的印象尤其深刻，他发现那里“非常安静，而且大多数牢房都很干净”，这让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身处监狱。他已经不知道该“最羡慕哪一点，是监狱的整洁干净，还是囚犯的勤劳和安分守己，抑或是法官和统治者的仁慈和关潜。
霍华德将理想的荷兰监狱与破旧野蛮的英国监狱进行了对比，认为监狱改革在所难免。他倡导对监狱进行定期检查，建立明确的管理体系，并向狱卒支付薪水。而在此前，狱卒通过剥削压榨囚犯而生。
我从未见过如此肮脏、无知、邪恶和堕落的地方。囚犯们斗殴、惨舰向我乞求施舍。我为他们感到无比地难过，但最让我难过的是可怜的孩子们，他们挨着饿，没有合适的衣服穿，被迫睡在光秃秃的石板地上。
——伊丽莎白·弗莱
霍华德的改革热情大部分来源于他的宗教信仰。他致力于让监狱成为囚犯反思和忏悔的场所：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独处和沉默。尽管独处和沉默并不一定会使犯人悔改，但霍华德所着的书籍却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779年，英国通过了霍华德提议的《监狱法》，并开始对监狱进行一系列试验和改革。然而，约翰·霍华德对监狱改革的热情最终也导致了自己的死亡。1791年，他应俄罗斯监狱改革者的邀请去视察那里的监狱，但不幸感染“监狱热”身亡。
《监狱法》规定，囚犯应当从事“最辛苦和最低微的苦工”。踩踏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17年，威廉·库比特发明的第一台踩踏车被安置在伦敦的布里克斯顿监狱。多达40名囚犯并排站在一个形似长长的水轮的机器上。在伦敦的本顿维尔监狱，根据严格的规定，踩踏车上设有木制隔板，将囚犯们隔离开来。每名囚犯在自己的隔间里工作，工作15分钟，休息15分钟，每个工作日轮班15次。然而，踩踏车上的所有工作都只是为了让花板上的风扇转动起来。因此，这一无用功被囚犯们称为“磨风”（Grinding the ind）。
尽管是出于好意，但这一改革却创造了一种新的令人讨厌的精神折磨方式，即让罪犯筋疲力尽、头脑麻木、疲惫不堪。
18世纪末期，美国和法国相继爆发大革命，旧的社会秩序被废除。在美国，监禁成了主要的惩罚方式，为现代刑罚提供了新的范式。
1777—1865：美国监狱
在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美国还没有监狱制度。监狱的存在只是为了关押等候审判的犯人。判决包括罚款、鞭笞、公开羞辱（关进笼子或戴上足枷）、流放和绞刑。惩罚的主要目的是威慑犯人，人们很少考虑改造罪犯，或者探究犯罪的原因。人们普遍认为，罪犯就像穷人一样，永远不会消失。
如果罚款、鞭笞、流放等相对较轻的惩罚不能威慑罪犯，那么政府就只能使用绞刑了。1736年，马萨诸塞州议会下令对第一次犯罪的偷处以罚款或鞭刑。若此人再犯，他将被处以三倍罚款，脖子套上绞索，被绑在绞刑架上一时，并接受30下鞭笞。如果第三次再犯，他将被绞死。
在宣布独立后，美国人开始否认英国为其留下的殖民遗产，打算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在亟待改革的制度中，殖民司法体系排在首位，这一体系仿照英国设立，对许多罪行都施以死刑。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医生、《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本杰明·拉什表示：
死刑是君主政治的自然产物……国王将臣民视为自己的财产。因此，他们屠杀臣民就像放牧人屠杀牛羊一样，毫无怜悯之情。而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却截然不同。
新独立的美国人认为，在殖民时期，过于严苛的惩罚是人们目无法纪的主要原因。那些惩罚过于残酷，以至于罪犯若不是凶恶至极，陪审团都不忍将普通罪犯送上绞刑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轻罪者不受惩罚，反而继续犯罪。
于是，人们掀起了一场改革，敦促政府建立起新的刑罚制度，这一制度要能够体现民主原则，同时还要展现美国在实践和道德上的优越性，远超过去旧的政权。死刑被长期或终身监禁所取代。19世纪初期，共有9个州建起了监狱。在一个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的社会中，对民众的终极制裁就是剥夺自由。
人们以为，没有了残酷的殖民刑罚，民众的自然美德将占据上风，甚至不会有人犯罪。但实际上，监狱很快变得难以管理，以至于囚犯开始无视法律。所有囚犯被关在一间大牢房里，酒水充足，又无所事事，于是他们开始谋划暴乱、越狱和新的犯罪。改革者认为，他们缺乏秩序，亟待建立一个监狱体系。
改造
19世纪20年代，在美国总统杰克逊改革的影响下，监狱的目的转为将罪犯改造成守法的公民。在基于纪律、苦工和单独监禁的制度管理下，囚犯的作息时间和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人们认为，这种有序的制度能让囚犯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忏悔，并且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监狱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除了执行力度略有不同。在纽约州的奥本监狱和奥西宁监狱（俗称新新监狱），囚犯们一人一间牢房。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但不得以任何形式互相交流。
宾夕法尼亚的监狱实施了理想中的监狱模式。抵达监狱之后，囚犯的头部会被罩住，这样他既不会看到别人，也不会被人看到。在整个服刑期间，囚犯与他人隔绝，并禁止与朋友家人通信。囚犯唯一的读物是《圣经》，仅有的消遣是在牢房里做工，通常是纺织羊毛。
美国的监狱体系也受到人们的批牛1842年，查尔斯·狄更斯访问美国，参观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监狱，称其管理是“残忍和错误的”。
要打造一座理想的监狱，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最紧迫、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对付那些顽劣的囚犯，而非只盯着犯了罪的好公民。但是在改革的幌子下，对囚犯的残酷惩罚不仅得以容忍，还获得晾义上的正当性。在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俄亥俄州，鞭笞是一种常见的惩罚方式，而宾夕法尼亚州使用的是铁制口塞，缅因州使用的则是金属球和锁链。
到了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开始增设长期刑，导致监狱过度拥挤，重罪犯在囚犯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也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状况。腐败以及公共资金不足，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迫使政府将重心转移到遏制犯罪上来。监狱的改革实验结束了。
如今的美国监狱
美国不仅是现代监狱的开创者，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监狱，能够容纳200万名囚犯。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人口仅增长20%，但囚犯人数却翻了两番，美国每年要为此花费460亿美元。
大规模的监禁也未能降低犯罪率，犯罪率有时上升，有时下降，起伏不定。如今的犯罪率与1970年的水平相当。得克萨斯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年里，西弗吉尼亚州的监禁率增长了131%，而犯罪率仅下降4%。在邻近的弗吉尼亚州，监禁率上升了28%，犯罪率下降了21%。
在《琼斯母亲》杂志上，一则名为“回馈社会”的报道这样写道：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一向倡导自由的美国怎会成为世界上关押囚犯最多的国家？原因不在于犯罪率，而在于人们对犯罪的看法，以及某些人对这些观念的操控，其目的是谋取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造成这一状况的罪魁祸首是强制性的最低刑期。该制度规定了关押罪犯的最低期限，在此期间，罪犯不得假释，也无法获得减刑。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的政客们争相打击犯罪，出台严厉的惩罚措施。到如今，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各州政府，都出台了强制性的最低刑期政策。就连极端保守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h.伦奎斯特也认为，这些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政治服务，而很少从犯罪学的角度考虑。他指出，“强制性的最低刑期往往来自众议院提出的修正案，用以表示立法者‘对犯罪的强硬态度’”。
有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将年轻人关起来，而非改造他们，这样做符合道义吗？”在这一难以置信的做法得到应对之前，我们都不能声称美国是自由的土地。
——杰西·杰克逊牧师
由前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8年首次提出的“毒品战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达到高潮，以对抗当时的“快克[1]大流斜。该反毒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使监狱里挤满了吸毒犯人，他们大多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纽约州有着最严厉的毒品法，持有极少量的毒品也会被判处至少15年的监禁。如今在美国，有超过50万名毒品犯罪者被关在监狱里，这一数字是1980年的10倍。
我想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这种可怕的、持续多年的惩罚对受害者造成的巨大折磨和痛苦……在我看来，这种日复一日的对大脑的破坏比折磨肉体要糟糕得多。
——查尔斯·狄更斯
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和23个州出台了“三振出局法”，进一步导致了囚犯人数的增加。该法令规定，如果有三项罪名成立，犯人将会被判处25年以上的监禁。这种做法确实适用于一些暴力重罪犯，但未免过于武断。持有偷来的自行车和盗窃备用轮胎都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
维持如此庞大的犯罪人口，需要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199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支出首次超过教育支出。教育一名青少年需要5500美元，而关押一名青少年却需要2万美元，这意味着学校的资金正在流向监狱。正如杰西·杰克逊所：“我们正在逐渐打造一流的监狱，二流的学校。”
美国监狱政策对少数族裔，尤其是年轻黑饶影响更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黑人占监狱人口的一半，如今占据三分之一。黑人和西班牙裔群体因监禁遭到重创，整整一代饶智慧和创造力都被埋没在牢房里。他们的民主权利也在丧失。在许多州，罪犯和有前科的人都没有投票权。不仅如此，有人还支持对囚犯进行人口登记，以便“听取他们的声音”。于是，监狱所在地（大多为白人区、乡村和保守地区）的普查人口大幅增长，相应地，这些地区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资金，而囚犯却无权决定这笔钱该花在哪里。
马丁·路德·金（1929—1968年）
1963年，马丁·路德·金被捕，在监狱中，他收到了教会人士的来信，要求他在民权斗争中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对此，马丁·路德·金在纸片和报纸的空白处迅速写下了《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信》，由律师偷偷送了出去。这封信洋溢着争取民权的热情，一直保存至今：“总有一，南方会承认其真正的英雄……总有一，南方会明白，当这些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上帝的孩子坐在便餐柜台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扞卫美国梦的最佳理想。”
世界各地的监狱
近年来，日本监狱的暴孝布隆迪的儿童监狱、马来西亚的政治犯，以及被美国关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受到了广泛关注。在巴西，监狱暴乱频发，死伤惨重，这是因为巴西监狱长期以来存在着虐待和腐败行为，在那里囚犯人满为患，暴力和酷刑肆虐。
最近，土耳其政府将大约2000名政治犯转移到了新的“F型”监狱。在这所监狱中，囚犯被单独关押或分成组关押，禁止联系和探视，只允许律师进行有限的接触。2002年1月，土耳其司法部长宣布，囚犯可以每周社交5时，前提是必须完成职业、教育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在囚犯看来无异于政治“再教育”。自第一批“F型”监狱开放以来，已经有1000多名囚犯绝食抗议，迄今为止已有50多人死亡。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英国政府于2001年出台了《反恐犯罪和安全法案》。有报道称，一批根据该法案而被拘押在贝尔马什监狱的囚犯受到了虐待。在贝尔马什监狱，囚犯一要在牢房里待上22个时，只有1时可用来锻炼身体，另外1时可以进行社交、打电话、洗澡。
囚犯的医疗资源有限，锁链囚犯
1919年，佛罗里达州强迫监狱劳工为当地旅游业修建公路。囚犯们被分在不同的队伍里，铐上锁链，在武装狱警和公众的监督以及烈日蒸烤之下劳作一整。那些东张西望、偷懒不工作的囚犯将会受到殴打。更严重的违规者将被关在无窗的“发汗箱”里，那是一种2米x2米x1米的木头箱子。
不同种族的锁链囚犯被隔离开来，其中非裔美国饶数量最多。其他州也纷纷效仿这种做法。一时间，铐着锁链的黑人囚犯站在路边的景象变得十分常见。囚犯还会被租给私人农场或种植园，在其中进行劳作。奴隶制被废除之后，黑人再次沦为了奴隶。
美国南方一直断断续续地对囚犯实施这种惩罚，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废止。而近年来，诸如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区又恢复了这一做法。
无法获取法律咨询，与外界的接触也被限制。截至目前（作者撰写此书时），这些被拘留者并未受到任何指控，政府也没有公布拘捕他们的原因。
开放式监狱：于泽鲁普监狱
虽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在效仿美国建造更为严格的最高警备监狱，但在20世纪也出现了“最低警备”的开放式监狱。在那里，囚犯拥有自己的房间和钥匙，甚至可以自由出入。
世界各地都用开放式监狱关押低风险的轻罪犯，但在丹麦，这种监狱已是常态。于泽鲁普监狱是典型的开放式监狱，其中90%的囚犯都已定罪。该监狱尽可能地为囚犯创造一个与外部世界无异的环境，并与当地社区保持着紧密联系。犯人是否分配到封闭式监狱与其刑期的长短无关。只有对社会安全构成危害的罪犯才会被分配到封闭式监狱。
在于泽鲁普监狱，大多数囚犯都有自己的牢房，窗户上没有铁栅，囚犯可以自备衣服和个人物品，包括电视、家具和剃须刀。从监狱商店购买食物、洗漱用品或其他东西还可以获得补贴。如果囚犯去工作或上学还能获得报酬。
监狱设施包括健身房、美术室和音乐工作室，每下午3点至9点对所有囚犯开放。每个囚犯都有权返家探视和周末休假。实际上，监狱边界的矮栅栏也阻拦不了他们。只有十分之一的囚犯会越狱，但他们越狱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囚犯发生冲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囚犯要么稍后返回监狱，要么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被警方抓获的逃犯将被送回监狱，继续服刑。但无论哪种情况，囚犯都不会因越狱而受到惩罚。在于泽鲁普监狱，唯一真正的惩罚就是将囚犯转移到封闭式监狱。
于泽鲁普监狱是一种理想的监狱，正如其管理者汉斯·约尔根·恩波所：“惩罚已经被重新定义为剥夺囚犯的自由。”
注释
[1]crack，高纯度可卡因的俗称，因为加热吸食时会发出噼啪的响声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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