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试点爆火后，蜂窝制度彻底出圈。
多个省份、市区、街道办纷纷致函，希望将蜂窝机制纳入“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样本”，并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蜂窝全国化，一体走到底。”
最初，蜂窝平台只是谨慎接待、个案对接；但很快，国家层面的通知下来了。
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基层法治办公室，联合发布了一项内部文件：
“蜂窝机制具备高度可推广性，建议考虑将其纳入2026年《基层治理法》修订草案‘协商治理条款’作为标准机制之一。”
这个文件，直接把蜂窝推向了国家治理层级的门槛。
甚至内部有人建议：将“蜂窝”作为一个治理体系术语，写进官方文件。
陈家村上下沸腾。
张浩激动得当场拍桌：“鹏飞，咱要写进法律了！这一下，全国上亿人都能按咱的规矩来！”
张玉英却皱眉：“可法律一写，谁来解释？谁来裁量？咱三年来灵活修制度、错了能改的路径，还保得住吗？”
陈鹏飞沉默不语。
第二，蜂窝平台收到了来自发改委基层司的正式邀请——
“请陈家村制度代表参加全国治理机制标准制定委员会筹备会，拟讨论‘蜂窝体系标准化路径’。”
这意味着：
一旦参加，蜂窝制度将成为国家治理标准之一，但随之而来的，是标准化、格式化、层级化的“归档式管理”。
陈鹏飞看着邀请函，低声道：“这不是奖励，这是合并。”
张浩犹豫：“你要不去，咱怕是错过进入国家治理的唯一机会。”
张玉英却倔强一笑：“咱这三年，不就是为了不再被人合并、被人定义、被人‘归类’吗？”
……
最终，陈鹏飞决定赴会，但带上三样东西：
1.三年来蜂窝制度所有失败记录硬盘，72次完整崩盘修复视频；
2.一封村民代表手写联名信，标题是“请保留我们的权利：让我们继续吵”；
3.一面写着“失败是制度的魂”的木匾，挂在他带的展位正郑
全国治理标准委员会筹备会当，陈鹏飞发言：
“蜂窝愿意被看见，但不愿意被定义。”
“我们不怕写进文件，但怕写进之后只剩样子、没了过程。”
“你们要拿我们做范本，先问自己：你们的治理机制，敢不敢像我们一样列出全部失败名单？”
他抬起头，目光坚定：
“我们不是反政府，我们是防格式。”
“不是不进体制，而是不进那个只要你牌子、不要你命根子的体制。”
这番话，如石落水潭。
两时后，会议秘书处宣布修改原提案：
“蜂窝机制暂不标准化归档，保留‘原生型制度体系’定义，予以独立列入条例注释。”
这一战，蜂窝制度保住了——独立身份。
陈鹏飞回村那，站在制度墙下没话，只把那块“失败是制度的魂”木匾挂在了最上方。
张浩拍照发朋友圈：
“我们不是被写进文件的人，我们是还在写文件的人。”
九月初，陈家村又开会了。
这次不是评账，不是直播，不是平台更新，而是陈鹏飞亲自张罗的一场“新任制度持有人见面会”。
张玉英瞪大眼睛：“你什么意思？你要退了？”
张浩也傻眼：“你才刚把蜂窝顶上国家级，咱这火还没烧透，你就打算收手？”
陈鹏飞笑了笑，眼里满是笃定：“我这三年写的是骨架。接下来这张皮，得由能活起来的人来长。”
“蜂窝不能成名人制度，也不能是我陈鹏飞的制度。”
“它得变成谁都可以接手，谁都能让它继续活的‘活制度’。”
他一挥手，后台大屏打开。
赫然显示——蜂窝平台新制度持有人接力人选：
?许佳音，落石沟制度合伙人，曾签下“第一张蜂窝责任卡”；
?曹正宇，城市适配模块负责人，云锦苑制度推进主理人；
?周连成，东南百村共创导师，制度传播纪录片制作者；
?刘伟，第一位从城市回村的制度归乡青年，现任百村计划运营长。
四人分别登台，没有口号，没有致辞，每人一句话。
许佳音：“我不是来延续制度，我是来制造下一场争议的。”
曹正宇：“我们要让城市居民知道，不参与共议的人，没资格批评制度。”
周连成：“一部制度史，应该是争吵、推翻、重建、再生的现场，不是成果展。”
刘伟：“我愿做制度路上的那个‘拍桌子’的人，只要桌子没翻，规矩就没断。”
台下掌声雷动。
这一刻，蜂窝制度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代际交接。
陈鹏飞看着那群年轻人，喃喃道：
“这一，等了三年。”
“终于，不再是我一个人在讲制度了。”
而平台首页，也换上了一行新口号：
“蜂窝，不是一个人做对的制度，而是一群人愿意吵的制度。”
那晚上，陈家村老祠堂灯火通明。
制度墙上的条条轨迹、失败记录、签字档案，在灯光下反着微光。
张浩站在门口，看着那些早已泛黄的最早版本制度卡，忽然低声笑了：
“你，从咱第一张制度卡到今，这世上还会有人，把规矩当命根子这么守？”
陈鹏飞没答，只是把老卡拿下来，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递给许佳音：
“从今起，这些卡，不属于历史，属于你们。”
“我们写过，你们可以改。”
“但你们得记住——规矩不能少争议，也不能怕失败。”
“它唯一不能少的，是每一代人，都敢贴出来。”
许佳音郑重点头，双手接过。
这夜，风过陈家村。
一墙制度不动如山，唯有木匾上那行字，在灯火下格外鲜亮：
“若这一代仍愿追问‘我们凭什么’，那我们就还有未来。”
入秋之后，一封加急邀请函寄到蜂窝平台。
信封上盖着三个章：
?联合国乡村治理发展署
?世界农自治研究联盟
?东南亚村落共建促进协会
信里只有一段话：
“贵村‘蜂窝制度’被评为2025年度全球最具创新性的农村治理实践之一，现诚邀代表赴泰国参加‘全球村落治理创新大会’，并作为亚洲首例原生制度机制出席主论坛演讲。”
蜂窝制度，要出国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蜂窝平台后台访问量暴增，短短三新增上百位“国际观察用户”，其中包括多国高校研究员、政府农村事务代表，还有NGo组织高管。
更离谱的是，一家西方纪录片公司提出愿意出资百万美金拍摄《蜂窝：中国村庄的治理奇迹》，并提出“角色重塑建议”——
“建议突出制度创始人陈鹏飞个人故事，构建‘英雄式治理者’叙事框架，更利于传播。”
张浩听完差点笑喷：“他们还是想把蜂窝拍成一部传奇剧！”
许佳音却冷了脸：“我们不是来当治理英雄的，我们是来讲怎么吵、怎么错、怎么改、怎么活下来的。”
陈鹏飞也没表态，只回了句：“如果他们连‘失败’都不敢剪进片子，那就不用拍了。”
……
出国前，蜂窝团队做了两件事：
第一，翻译所有失败制度案例，并保留村民争吵录像原声，配英文字幕；
第二，制作“制度演化图·全语言版”，保留原始签字人中文签名，同时用英文标注“谁曾否决”“谁主张通过”“谁主动退让”。
张浩一边贴标签一边感慨：“别人出国讲的是成功经验，咱出国讲的是——谁被骂得最狠。”
陈鹏飞回他一句：“能写下被骂的过程，才是制度真正站住脚的理由。”
……
十月下旬，蜂窝代表团抵达泰国清迈。
他们没住五星酒店，而是申请住进了本地农村“试点村落”，和当地共治协会代表共同生活。
第一晚，当地村长邀请他们吃饭，一边看着“蜂窝制度流程图”一边感慨：
“我们也想让村民参与治理，但这里的人不识字，也不懂规则，推不动。”
许佳音当场翻出落石沟那张“第一张责任卡”，上面是一位六旬老汉的歪歪扭扭的红手印。
“他也不识字，但他知道自己出几工，挣多少钱，贴上去他认，他签。”
“治理不是靠看得懂，是靠信得过。”
一位非洲代表提出：“你们的制度在中国有政府支持，在我们国家没这基础，行得通吗？”
张玉英回得干脆：“我们最开始，也没人支持，靠的是账贴出来以后，没人敢睁眼假话。”
“你们要推广制度，先问你们自己——你们的群众，敢拍桌子‘这不公平’吗？”
“他们敢，我们的制度就能用。”
……
次日大会开幕，蜂窝团队作为主讲嘉宾登台。
没有光鲜背景、没有ppt动画，只有一张长条轨迹图从台上一拉到底，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节点、失败、争议、签字、修复。
陈鹏飞站在轨迹图尽头，扫视全场：
“我们来自一个只有几千饶村。”
“但我们敢把制度当成家产，谁动了就得吵清楚、讲明白、修回来。”
“我们不是成功制度的输出者，我们是失败制度的讲述人。”
“你们想学蜂窝？先问你们的村，敢不敢贴出失败榜？”
全场静默数秒，随后——掌声如雷！
来自七国代表当场递交申请，表达“希望与蜂窝共建本地制度版本”，并提出将“失败备案机制”作为必选项纳入试点模板。
……
蜂窝，走出国门了。
不是因为制度看起来光鲜，而是因为它从不掩盖脏土和裂缝。
那晚上，清迈村落的木屋灯光下，许佳音低头整理视频素材，忽然：
“咱们这制度，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种——语言？”
陈鹏飞点头：“是，但不是官方语言。”
“它是全世界每一个讲出‘我不服’的人，共通的语气。”
清迈大会后，蜂窝制度一夜之间在国际乡村治理圈火了。
非洲东部的一家NGo写来邮件，希望以“蜂窝合作机制”名义向联合国申请资助；
拉美一个社区项目方请求将蜂窝轨迹图翻译成西班牙语模板，用于“居民投票系统”建设；
甚至连英国某高校也来信，表示愿意将蜂窝制度列入社会治理研究课程主讲案例。
短短一周，蜂窝制度被“翻译”成了七种语言，挂上了几十个“合作项目”的网页。
张浩一边刷网页一边直呼：“疯了！咱刚回来，名字就被他们做成‘国际治理工具包’了！”
许佳音看着西语网站上的介绍愣住：“他们居然把‘失败备案’翻译成‘容错机制’，还附了一句‘风险可控’？这谁敢咱制度是可控的？咱明明是敢失控。”
更离谱的是，某组织擅自使用“蜂窝制度”的名义对外发函，承诺“帮助社区实现无争议治理”。
这直接踩到陈鹏飞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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