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多政变，这是一开国就定下的底色和基调，成也袁熙，败也袁熙。
白马之变是晋朝历史上，最令人不堪回首的事件之一。那么千年风云散去，穿透历史的迷雾，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事变的核心主角太宗宣武帝袁熙的呢？
太宗宣武帝袁熙，与大哥袁谭、弟弟袁尚本系同父兄弟，也都经历了汉末的创业阶段，以袁熙的心胸，怎会走上杀兄屠弟、逼父逊位之路呢？
我们且来一一析之。
一、洛阳起兵，太祖武皇帝袁绍，过度分权背景下的诸子之争
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太祖武皇帝袁绍很幸运，他的儿子袁谭、袁熙、袁尚都很有才能，可谓是佑袁家。特别是第二子袁熙，从洛阳建义之时，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参谋作用，这也是一切的根源之基始。
袁绍对几个儿子很倚重和疼爱。他起兵北之初，袁谭受命在老家汝南，争取世家豪族的支持，而袁熙则是指挥本部兵马，随父出征，袁尚则留守濮阳。
如果袁军主力全聚于一处，或是袁绍亲自领兵作战，袁谭、袁熙都居麾下，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事了，也就是田丰之策。
偏偏汉末下形势大乱，四方处于碎裂之势。北有公孙瓒和刘虞，西有张燕，东有田楷、刘备、黄巾军，东北有公孙度，东南有陶谦，南方还有曹操等一干割据势力，而且东汉是权臣当道的时代。
袁绍本身并不具备将才，冀州之地又处于四方觊觎之中，而且也不放心外臣，毕竟外臣最后成为权臣的太多了，他只好委袁熙以重任，让他带兵四处攻战。
这之后袁熙相继指挥了，对青州田楷、刘备，青徐黄巾，徐州陶谦、江东孙坚、孙策父子，以及兖州曹操的战争。
经过一系列的征伐，二公子袁熙的威望，在河北无人可比，太祖武皇帝袁绍，也高心无以复加。由于袁熙的官爵已经到了，袁绍能封赏的极限，再往上就是子才能封的了，于是袁绍别出心裁地，让袁熙开府建牙治事。
于是袁熙成为了，青州最高的行政长官，军政一把手，袁熙的命令在，冀东通行无阻，不仅朝廷各部门的命令无法制约，有时就连袁绍的诏命，都不如袁熙的命令好使。
袁熙还私自招纳士人，制造朋党。
分别是郭嘉、贾诩、刘晔、高柔、田丰、顾雍、王修、国渊、糜竺、陈登等人
太始时期一众名臣，大多出自这个集团。
开府纳士，结党谋私，历来都是忌讳。袁熙势力的快速膨胀，引起了袁绍的不满。有一次袁绍与心腹重臣许攸，谈及了二子袁熙，发牢骚：
“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晋书·列传·袁谭传）有些真相只能从别人列传中找。
连当爹的都看不下去了，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长子袁谭，自然更看不下去了。如果任由袁熙的势力这么发展下去。
袁谭的地位毫无疑问，肯定会发生动摇。大公子袁谭的属官们，都建议袁谭赶紧采取措施，限制袁熙集团的发展。
二、袁谭与袁熙明争暗斗
袁谭集团认为，袁熙之所以实力壮大，就是因为屡次带兵出战，才逐步积累起人望。他们建议袁谭，不能总是安居于冀州，要寻找机会领兵建功。
北伐公孙瓒失败后，并州张燕第二次起兵反袁。袁谭幕僚郭图立即建议袁谭出征，以捞取军功。高祖袁绍也认为，应当趁此机会平衡一下，两个儿子的力量，于是批准袁谭带兵出征黑山军。
而且借着出征的机会，袁绍还把一部分军权的职务，转交给了袁谭。这极大地削弱了袁熙的势力。
削袁熙而益袁谭，实际上公开了袁谭和袁熙的矛盾。自此之后，袁谭、袁熙都开始加紧政治竞争，暗中招兵买马。
由于袁谭长居冀州，与袁绍近臣接触较多，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袁绍头号谋臣辛评就公开支持袁谭。荀谌心怀两端，时而倒向袁谭，时而倒向袁熙。
逢纪、审配则坚决支持袁熙，屡次向袁绍陈述袁熙的大功，决不能起抑制之意，以免父子生嫌。
为了安抚袁熙，袁绍有一匹胡马，高大健壮且性子暴烈，人骑时经常被掀下马来，一般人不敢骑。
于是袁绍打算，把这匹好马送给袁熙，以表达对袁熙的亏欠，袁熙和许褚合力制服此骏马，也就是绝影。
不过后来传言，袁熙自己有命在身，所以能够制服它，袁谭闻言，让人添油加醋地向袁绍诬告，袁熙自称有子之命，太祖袁绍闻言大怒，不过不知什么原因，袁绍放弃了斥责袁熙的打算。
可见二子争斗，已经相当激烈了。
同时两人不遗余力地，争取地方上的势力。袁谭根据辛评的建议，积极地在各地培养拉拢私人势力。他勾结藏洪、朱灵、焦触等人，不断调取精兵，以做不时之需，巩固他的幽州。
袁熙则以青州为据点，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晋书·列传第十九·张合传》）。他的心腹徐晃则，常年坐镇青州，不断以金银财宝招纳山东豪杰。
袁谭以利害关系，拉上了袁尚，一同对付袁熙。袁尚才能和谋略，都次于两个哥哥。他目睹兄长争位，也渐渐起了争位之意，何况袁绍、刘夫人都偏爱与他。
他自知论实力，绝不是两个哥哥的对手，又见袁熙实力过于强大，因此采取了联弱抗强的策略，倒向了大哥袁谭。
斗争到白热化的双方，还把手伸到了对方的营垒之郑袁谭企图用财货收买袁熙府中的猛将许褚、赵云、张辽等人，但他错打了算盘，遭到这些饶拒绝。
袁熙同样也不示弱，他通过各种拉拢利诱等手段，先后把袁谭手下的将领常何、王晊等人，策反为自己的眼线。
到了白马之战前夕，袁熙和袁谭的竞争已经不可调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到了分上下、决生死的时候了。史称白马之变。
晋朝人对白马之变的态度，起初唯唯不敢言。晋初官修皇帝实录都讳莫如深，晋太宗宣武帝袁熙看到后很不高兴，坚称自己做的是“安社稷、利万民”的好事。
于是让史官们秉笔直书，不得隐讳。自此之后的官方史书，都带着贬袁谭、褒袁熙的态度书写此事。
直到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让房玄龄等人，编修《晋史》，才提出袁熙杀兄屠弟的做法，确实有悖于传统道德，这成为后世批评白马之变的一个重要源头。
之所以有人对有人错，不外乎出发点不同。言对者认为太宗宣武帝袁熙，上位开启治世，结果是好的，过程就不必过多计较；错者则从人性出发，不管为了什么，杀害亲生兄弟违背人性、违背基本社会公理，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
或许，这就是政治事件的本质属性，标杆立不准，是非也就难以评牛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有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有时是由幸存者书写的。反而是对客观史实的追溯与探讨，在今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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