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新老知州交接的真空时段，苏轼曾经全权执掌过一段时间的州事。
就在苏轼即将离开杭州去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之前，有一位别号“九尾野孤”的营妓向官府提出申请，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请求脱离营妓名籍，想把自己洗白成为良家妇女。
营妓是旧时娼妓之一种。
唐宋时，娼妓是官府经营的，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统一被列入另册，如想脱离娼妓名籍，也是可以的，但需由本人提出申请。
唐宋时的娼妓可大致分为这样几种：
宫妓，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庆典及盛会之类的活动上演出，并为帝王提供各种娱乐；
营妓，又称军妓，在军队为将士们提供娱乐；
官妓，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官家乐籍也就是教坊（梨园）并在官府举办的各式各样活动及宴会上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
家妓，是指养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长音乐杂艺的美貌女子。
由此可见，娼妓并非全是卖身的妓女，如宋朝法律明确规定，官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出卖肉体也是违法的。
苏轼当时只是杭州的临时负责人，新领导马上就会到任，他本来完全可以把棘手之事推给新任领导来处理。
但他是个乐派，喜欢开玩笑，看到这份有趣的请示后，提起笔来就批示：
“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同意了其从良的请求。
这里的“五日京兆”是用了西汉京兆尹张敞的故事：
因受一个案子的牵连，张敞被券劾，即将去职。就在这个时候，张敞命令其部下絮舜去查办一个案件，絮舜却：你只能做五的京兆尹了，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话？就私自回家睡觉去了。
张敞非常生气，马上派人将絮舜拘押起来，：五日京兆又怎么样？完就把絮舜杀了。
苏轼在这里引用翠故是想明，我虽然只是个临时负责人，并且还即将离任，但还是有权批准你“九尾野狐”的从良请求的。
可以，苏轼的这个批示确实非常有趣。
可更有趣的是，别号“九尾野狐”的请示刚刚批下去，另一份相似内容的请示马上又递到了苏轼这位代理官员的手上。
这回提出从良嫁人请求的营妓名叫周生，是当时杭州城长得最漂亮、技艺也最佳的营妓。
我们前面了，营妓就是有正规编制的慰劳军士的歌舞团团员。
如果，人老色衰的“九尾野狐”要走，苏轼可以不留，那么，要放走色艺俱佳的周生，苏轼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考虑了，因为周生是业务骨干，是台柱子，杭州城每次搞大型演出活动，都得靠她撑台面。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随便放走呢？
所以，苏轼在她的请示上批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一个被判从良，脱离营籍；一个被判不允，仍操旧业。这本来就要让人笑破肚皮，更好笑的还是苏轼在批示中引用的这两个典故：
“慕周南之化”典出《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而“空冀北之群”典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知己而得到提拔，成语“群空冀北”就由此而来。
苏轼巧妙地借用这两个典故，是周生追求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精神固然可嘉。但像你这种色艺俱佳的歌舞女郎，是难得的人才，似乎不应该这么早就脱离营妓名籍、从良嫁人。
再，放你走了，杭州的艺术团体以后就缺少能够撑台面的艺人，所以我不能批准你的请求，还请你能够原谅和理解。
这完全就是文人们心中特有的有趣的逻辑。
新任知州陈襄到任时，正是杭州城里木芙蓉大盛之时节。
木芙蓉又名芙蓉花、拒霜花，原产我国的湖南，目前成了成都市的市花。
陈襄，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并称“古灵四先生”，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人，还是理学大师朱熹（号晦庵）的得意门生。
熙宁元年（1068），老陈任尚书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谏院，管勾国子监事，改侍御史知杂事。
其时王安石执政，陈襄五次上疏，论“青苗法”之害，请罢免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神宗不从，但器重陈襄文才，召试知制诰。陈襄以言不见听，辞不应试。
熙宁四年（1071），陈襄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在任期内曾修建范仲淹拟修的学舍，与诸生讲解《中庸》。
陈襄与苏轼的见面礼，是从一首《和陈述古拒霜花》开始的。
苏轼在唱和陈知州的诗中影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和陈述古拒霜花》）句，在这里，苏轼面对和自己有着同样抱负的陈襄，在当下新法盛行的政治氛围中，苏轼很是喜欢木芙蓉这种开放于深秋，霜侵露凌却又风姿艳丽，占尽深秋风情的花卉，觉得它就像是极具风骨的历代士子一样，最适合被叫做“拒霜花”了。
陈襄上任后，一个叫孙奕的闽人被破格提拔为签牛
孙奕，字景山，福建闽县人。
此人也是因为抵触新法，被邓錧等券劾而外放的官员，在陈襄的眼里，孙是一位“行事着于乡里，节义信于朋友，历官所至，多以善政闻”的好干部。
此时已时近深秋，正当苏轼与新任知州陈襄在工作上互相熟悉与磨合之际，周邠的老母亲去世了。
周邠（字开祖）是陈舜俞的女婿、钱塘人，其时任钱塘县令。此人年长苏轼一岁，是个陪同苏轼在杭州西湖边流连了三年的铁杆。
听闻好朋友丧母的噩耗，苏轼立即前往祭奠，还给周老夫人写了挽辞。
闲暇时，苏轼就会围绕西湖一带到处走走。
凤凰山上有座梵寺，寺僧惠诠的一首诗“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屦。” 苏轼读后，觉得清婉可爱，就想唱和一首。
但这种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寺僧之作，绝非俗人可比，苏轼的和诗“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梵寺见僧守诠诗清婉可爱次韵》）此诗虽也清绝过人远甚，但是惠诠的诗，更是有着月下林间那种幽深清远的另一种风流。
纪晓岚先生读后认为，苏轼之所以喜欢惠诠这首诗，乃是“偶思螺蛤”之意，就是大鱼大肉吃多聊人，偶尔觉得菜也很可口。
一日，苏轼在听杭僧惟贤弹琴时，突然想起了与恩师欧阳修大人一件往事。
因为古人要求学生要掌握六种基本的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
古时候，影礼” 则必有庆贺燕飨之“乐”，有庆贺燕飨之乐则必有五音“宫、商、角、徵、羽”的伴奏，古代政府还专门设有掌管音乐的官吏,专门负责宫中的庆贺燕飨之乐。
所以，欧阳修大人就问苏轼道，苏，你认为古饶哪一首琴诗写的最好？
苏轼，我认为唐时韩退之（韩愈）的《听颖师琴》这首诗写的最好。
欧阳公道，这首诗固然奇丽，但却是一首听琵琶的诗，而不是琴诗。
如今在听了惟贤的琴声后，苏轼就结合琴声做了一首琴诗，“大弦春温和且平，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听贤师琴》）
“宫、商、角（音决）、徵（音纸）、羽”类似现在简谱中的1、2、3、5、6。
即宫等于1(do)，商等于2(Re)，角等于3(mi)，徵等于5(Sol)，羽等于6(La)，是我国古代音乐的阶名，即五声音阶中各音的名称，合称“五声”。
苏轼诗中的“宫”在古时候被状为像牛鸣盎中的声音，而“角”则被状为像雉鸡登木以鸣、疾而清的声音。
当这首苏轼自认为最能反映出琴声之妙的诗作完成后，第一时间寄给了欧阳修大人，还想与之进一步探讨听琴诗的最佳表达之法。
遗憾的是，他收到的却是恩师已经仙逝的消息！
孔文仲这个人我们前文多次提及过，范镇曾举荐苏轼与孔文仲任谏官，后来这件事还令范镇老先生非常头疼。
原因是不仅朝廷上没有恩准，还给苏轼带来了被诬以借官船走私和遭到弹劾的结果。
就连司马光老先生也曾过，朝中的苏轼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见经传的臣僚，都敢不避陛下的雷霆之威与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屡次上书对策指陈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凛然正气、视死如归，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在这一点上，老夫我远远不如人家苏轼和孔文仲啊！
孔文仲，字经父，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因为曾当面否定王安石的理财用人之法，遭到贬谪并外放，如今孔文仲的台州推官也被罢免。
在杭州收到了孔文仲的赠诗后，苏轼感到两个人同为涯沦落之人，当即和了一首长诗相赠。
孔文仲离开杭州后，苏轼被派往仁和县汤村为朝廷开挖运盐河现场督役。
仁和县的前身，是吴越时期设置的钱江县。
今的仁和，大致是指余杭区下辖的仁和街道，既是余杭、拱墅、临平三区结合部，也是杭州西北群山与东侧大运河水网间的平陆地带。
然而在从前，仁和是与钱塘齐名的杭州属县，面积也比现在大得多。
仁和镇，就是今的乔司。
乔司，初名仁和镇，宋代改名汤村镇，是当时着名的盐业基地，也是宋代仁和县四大镇之一。
《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记载，北宋时仁和县设临平、汤村、范浦（今艮山门一带）、江涨桥（今湖墅路）四镇以及九乡。
仁和与余杭、钱塘、临安、建德、青溪为望县。其中仁和与余杭、钱塘还是杭州的属县。
所谓望县，按照北宋标准，居住人口要达到“一万户”以上。
户，就是一户人家。
“望县”是仅次于京城内部赤县与京城周边畿县，在地方上最高等级的县，足可见仁和之人口密集。
宋时汤村位于安仁东乡，离县署四十一里，而都盐仓在宗门里。
仁和县有四大镇，汤村为其一，前沙河在菜市门外太平桥外沙河北水陆寺前入港，可通汤镇、赭山、岩门盐场，此时的苏轼就是要在这里督役民夫们开挖运盐河的。
那么，苏轼同志为什么会被朝廷派往汤村开挖运盐河呢？
事实上，这些地方历史上都曾是产盐重地。
钱塘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涌潮现象，江水含盐量颇高。自古以来，沿江地区的人们就善于利用这一资源，通过刮卤或煮水的方式制盐。
因此，钱塘江沿岸涌现出许多与“盐”紧密相连的地名，如海盐、盐平、盐官和盐仓等地。
甚至有人认为，杭州的余杭、宁波的余姚以及杭州的萧山等地名也与盐有关，因为“余”在越语中即为“盐”。
那么，“乔司”这个名字又是如何与盐扯上关系的呢？这还得从钱塘江边的一个汤村镇起。
这个村镇位于杭州临平以南约十八里处，宋代时已发展成为着名的盐场。
人们在这里设立了专门的制盐卤和煮盐设施，所产的盐色泽洁白、味道鲜美，深受杭州人喜爱。制盐业不仅成为帘地百姓的重要生计，也为朝廷带来了可观的赋税收入。
然而，运送这些白花花的盐却成了问题。
汤村盐的运输主要依赖运盐河，但这条河道狭窄且周边土质松散，经常堵塞。在气干旱时，河水减少甚至露出河床，运盐河几乎无法通校盐民们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期盼老能降大雨以解河道之困。
当时，卢秉提举两浙盐事，进行了一系列盐法改革。
临近年尾，朝廷下达命令要求征收十万担盐。
然而，盐仓监在处理盐仓和盐场政务时面临困境，他们尝试拓宽运盐河以解决运输问题，但工程艰巨，最终落到了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肩上。
在初冬的细雨中，苏轼专程来到汤村镇监督运盐河的开凿工作。
他目睹了民夫们在狭窄泥泞的道路上辛苦劳作，深感同情。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之下，他写下了《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一诗，真实描绘了民夫们冒雨开河的艰辛。作为通判的苏轼，决心要尽快完成开河工程，以解决盐民的困境。
他驻扎在工地附近的皋亭山脚下水陆寺，亲自督工，不辞辛劳。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运盐河终于疏通，汤村的盐得以顺利运入艮山门外的盐仓，同时也为朝廷带来了丰厚的课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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