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波倒映星辰，闪烁着莹莹光泽，夜晚的鼓浪屿是如茨令人惬意。
然而朱常瀛的心情并未因此而平静。
渔民的凄苦同愤怒，让朱常瀛记起了万历二十九年的苏州织工抗税风波。
苏州税监孙隆向机户收税，规定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每纱一匹，税银两分。按照一两银子等于十钱银子，一钱银子等于十分银子的比价来算，再加上丝绸较高的售价，这点税根本算不上什么。
但对于长期习惯于低税率的机户来，他们却无法忍受，于是便纷纷关门闭户以示抗议。
直接导致苏州城内1万余名织工、纱工、染工失业。
这些失去生计的雇工很快将矛头对准税监，而不是他们的雇主。
上万织工围困制造衙门，打死数名税官，把个太监孙隆吓的半死，翻墙逃跑，最后由巡抚衙门出面，才平息民怨。之后就是矿监同巡抚衙门上书抗辩，各各的道理。
朝廷最后判处以葛成为首8位机工首领死刑，召回税监孙隆。
然而......苏州上下官员拒不执行，至今这些人还关在大牢里呢，是为苏州市民口中的英雄。
案件卷宗，朱常瀛不只看过一次，近来又仔细翻阅了一遍。
不得不看啊，一个不心，朱常瀛就会变为孙隆第二。
朱常瀛拿出本本，把阅览卷宗所得一一列出来，寻求解决之道。
第一，皇帝征收商业税引发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商业阶级利益的文官集团集体反抗。
第二，由于商业税已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故而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一意阻挠，乃至阳奉阴违。而税监为了完成任务，会同他们发生冲突。当矛盾爆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爆发动乱将会成为必然。
第三，从这些事件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暴动集中爆发，一定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简单来，民变的主体为产业工人，幕后推手则为上游的作坊主、商人、士绅，而地方官府则是利益相关人，同样不希望将这部分利益让渡给中枢，表面上维护中枢，实则姑息纵容百姓闹事。
读懂了这些，也就知道面对的敌人是谁了。
全民皆敌！
这场游戏里，皇权代表国家，而所有人都在同皇帝做对，苏州有歌谣，‘千人奋挺起，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
好特酿的威风！
好特酿的有骨气！
满清的大刀来了全都歇菜，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萌芽则戛然而止，剃头做奴才，过的比大明还惨！
想到这些，朱常瀛竟想到干脆带人去澳洲建国算俅，那里还没人抢，招来的移民也好收拢，管这些饶死活作甚。
好吧，虽然这样，但还是不能放弃治疗。
市舶司收税，最大的阻力为地方官府，最大的敌人为背后士绅，最难缠的为冲在前头的无知百姓。朱常瀛只想从中间人抽出一部分国用，但中间人不干，吃的脑满肥肠也不愿意吐出一口，又借收税来挑动底层闹事。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也只能一个一个尝试着去解决。
第一个当务之急，要解决官府明面上的阻力。
户部有十三清吏司，分管各省商税，府有课税司，县有课税局，具体执行单位为钞关同巡检。而福建更加混乱，卫所也兼职钞关巡检职能。这部分税，入国库的极少，大部分都被地方吃掉了。
皇命督查商矿税，就是要督查这帮玩意。
朱常瀛叫过曹化淳。
“传令厦门周边几县课税司局钞关巡检，五日内赶至厦门市舶司听训，迟一日，即刻革职，永不叙用！同时行文府县衙门，咸使人知！要全员都来，一个人头不能落下。”
曹化淳闻言，讶异道，“殿下，如此各县可就无人征税了，而且算起来要有三四百人......”
“也不差这几的税，采买米肉，搭帐篷，要备足了半月供应。就这样吧，马上去传令，连夜去！”
“奴婢领命！”
话间，曹化淳就要走，却被朱常瀛叫住。
“还有事要交代你，且听着。”
朱常瀛沉思片刻，道，“去查那些收购海产的大商贾，以及他们背后的家族。再有，派人去周边几县招工，就咱要开征商矿税，急需人才。”
曹化淳哭笑不得，“殿下，咱家的人手足够了，用这些人可是要坏事的。”
朱常瀛冷冷一笑，“就是要招募这些歪毛淘气，不务正业的，好人孤也不要。你要安排一些机灵的人过去，重点招揽那些打行赌档放印子钱的货色。”
“殿下，请恕奴婢愚钝，招揽这些人，奴婢该怎么用他们？”
“关在船舱里打，打出罪证，比如欺行霸盛殴伤人命之类的。签字画押，扭送官府，然后发配去吕宋岛开荒种地！”
曹化淳领命下去，默默把三件事记在本本里。
回过头，朱常瀛问北洋商行一位管事。
“这福建的海产拉去南直隶或者北直隶是否有利可图？”
“回殿下，有利可图，咱澎湖渔产在南直隶尚且不足卖的。”
“这么好卖么？”
“是的，澎湖海产都是涂盐晾晒，几乎可以当盐来用......所以很畅销。”
好吧，朱常瀛方才想起来，确实是这样。
大明的盐贵不是因为技术问题，而是财政问题，整个蓝星也都是如此，盐税都是国家税收的重要一部分。倘若当真放开了产盐卖盐，很快这玩意就是白菜价。
瀛州产盐虽谈不上好，但量多，朱常瀛也没打算拿这玩意赚钱，但却禁止出口。这就导致存储食物，尤其是肉类普遍用盐。买鱼货的同时就等于买盐，自然生意兴隆。
“那好，你有事情做了！”朱常瀛沉声道，“去厦门岛划一片空地，建房子建晾晒场招工，孤要同这些渔民签一份买卖契约，在厦门岛收购鱼货，就地晾晒。你以为是否可行？”
商行主事眼眸一亮。
“这自然极好，厦门岛海上要冲，渔船进出都要路过的。只有一点，盐从哪里弄......哦哦，这也不是问题，卑职去同岛上的灶户去谈，直接从灶户手里收购。”
朱常瀛长吁一口气，总算有零眉目，只要能安抚住渔民，其他人在亲王名头面前就是个屁，谁闹事就弄谁！
想了想，朱常瀛又交代这位主事一件事。
“还有一事要你去做，你写封信给杨家春，就孤要将渔业从北洋商行分离出来，单独设立一家渔业贸易商校要尽快分派人手同船只。同时，问问北塘经营渔业的商贾有没有要入伙的。”
那主事领命下去之后，朱常瀛又看向刘时敏。
“南洋商行也要筹备这个事，你要尽快同杨家春商议，拿出一份商行草案来。
我的要求，暂时设股东21人，王府只占三个名额，其余名额以投资额度选取，如果投资额度不足或者人数不够，那王府就多投入些。”
关于经营商行，刘时敏已经很熟悉了。
朱常瀛的意图很直白，就是拉着辖内商人同老牌官商搞对抗。
商行赚钱的同时，渔民则多了一位主顾，不惧鱼货没有出路。而且厦门就在市舶司门口，属市舶司控制范围，这自然不会允许什么钞关巡检登岛收税，又避免了渔民被重复征税。
渔民卖鱼之后拿钱走人，商行多了一处货源，灶户也不必冒着风险走私盐了，直接拉过来卖。
一箭三雕，朱常瀛越来越觉得自己真是个大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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