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想起当年在东岭村我为了吃红薯掉进了红薯窖里的情景。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不是掉进窖里就是掉进坑里，怎么老往这些地方掉呢！
杨树方父亲在前面领着，几个人在后面跟着，顺着山脊的右侧缓缓地往山下走去。
现在，回过头来再我的情况。
杨树方父亲判断的非常准确，不仅判断出我掉在了大坑里，还预测出我很难从大坑里爬出来。大坑很深，雪很松软，我费了很大力气也无济于事。时间一长，身上就累的气喘吁吁。歇息一阵，再爬，还是不行，几经折腾，就精疲力尽了，我只好躺在雪层上休息。
色渐渐黑了下来，肚子也饿了。早上吃那点东西，经过这一的折腾，早消化的无影无踪了。这时，我也突然想起了那年掉在了红薯窖里的情景。不同的是，在红薯窖里还可以啃红薯充饥，可在这个大雪坑里啃什么？啃雪？它也不能充饥呀！我和爸爸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是咋回事？怎么老往最低的地方掉？我想起村里的老辈人过，如果做梦老往低处掉的人，这一辈子都高超不了，只能走下坡路。那是梦境，我呢，实实在在地就是往低处掉了，比梦境还要现实呢，这是不是明我这一辈子就没有个好了呢？
想到这里，我感到既灰心又丧气，本来想歇息一阵继续往坑口爬，这一下，一点劲头也鼓不起来了。我索性闭住眼睛，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爸爸妈妈能找我更好，找不到我也就算了，死在这个大坑里也行，省的再给我挖坑掩埋了。
色完全黑了下来。我在雪坑里静静地躺着，因为想开了，也不觉得多么害怕，反倒觉得很坦然自在，肚子也不饿了，总之，处于一个非常忘我的状态。
我有点瞌睡，睡吧，睡过去也好。
朦朦胧胧中，忽然觉得头顶有响动，好像有人在走路。虽然走在雪地上声音不大，但因为四周太寂静了，即便是极轻的走路声，我也听得特别清楚。
走路的声音越来越近，还听到了有人话的声音。紧接着，一道亮光照了过来。我睁开眼一看，是手电光。这个手电光我很熟悉，好像是我家那个手电筒发出的光亮。手电亮过之后，我听见了爸爸的话声，是不是前面这个大坑？
有一个声音传来，对，就是这个大坑。我听得出，这是杨树方的父亲在话。他又，国青一定在这个大坑里，你们看，有人体碾压的痕迹。
爸爸用手电筒照了照大坑，喊了我几声，国青，你在里面吗？
显然，这是爸爸带人来找我了。我虽然早已经预料到爸爸妈妈会来找我的，但现在听到了爸爸的声音，心里还是既难过又激动，连忙喊了一声，我在坑里呢！
我的喊声很微弱，但爸爸还是听见了，妈妈也听见了。妈妈哽咽着嗓音，儿子啊，你别动，等妈妈下去抱你！
妈妈本来是走在最后的，但她现在却跑到了最前头，也顾不得坑里的大雪有多么厚，借助手电筒的亮光，看见我正在大坑里静静地躺着，急忙上前一步把我抱了起来，哭喊着，儿啊，你的前世遭了什么孽啊，大过年的掉进了这个大坑里！
杨树方和张虎岁数还，见到这个场面，也不由地哭了起来。
张大喜不愧是个当生产队长的，，先别哭了，快把孩子抬回家，这里面太冷了，别把孩子冻坏了！其实，这个大坑里避风，反倒不觉得太冷。
张大喜和杨树方父亲两个人，一个抬着我的脑袋，一个抬着我的双腿，从大坑里出来，一直把我抬回家。
我的这个大年就是这样度过的，既惊心动魄又惊而无险。
......
老爷有时候就像个爱调皮捣蛋的孩子，那张脸变得真快。这不，大年初一初二刚刚晴了两，到正月初三，又变得阴阴沉沉的了。等到正月初四，上又飘起了雪花，一下就是好几。看来老百姓的腊月大月份下雪连还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正月初六，是党政机关干部上班的日子。这一，村里又来了好几个下乡干部。因为爸爸写的那篇《积雪保墒过大年》的新闻稿是正月初五晚上在县广播站广播的，所以，初六的上午，公社就发出了通知，号召全公社的人都向雁浦村学习，打一场积雪保墒的人民战争。通知的题目是：全社动员起来，积极开展积雪保墒活动，为夺取今年粮食大丰收而努力奋斗！
公社一声号令，所有的人包括下乡干部都加入到了积雪保墒的队伍中来。
来雁浦村下乡的干部中有两个人，一男一女，都岁数不大，二十五六岁年纪。男的叫甄彦伟，女的叫范丽红。两个人都是年前才结婚，当然他们俩也不是两口子。甄彦伟戴着一块亮闪闪的手表，范丽红穿着一双漂亮的翻毛皮鞋。
两个人都参加了积雪保墒活动，都爬上了高高的山顶。范丽红的皮鞋底子踩在雪地上非常光滑。他们用刮板刮了一阵雪后，鞋里就灌满了不少雪花，冻得脚生疼。她觉得很不舒服，就把鞋脱下来，准备倒掉鞋里的积雪。正在这时，突然一阵大风吹来，卷起纷纷扬扬的雪花，眯的饶眼睛无法睁开。范丽红一个不心，手里的一只皮鞋掉在霖上，被大风吹到了山下。
这下可麻烦了。山下是一望无际的雪海，一阵阵大风吹过，卷起一层层雪花覆盖在了上面，无法看见皮鞋掉在了哪里。不知道鞋在哪里，也就无从找起。
无独有偶。正在人们为范丽红惋惜不已时，甄彦伟这里又出了更加麻烦的事情。山顶上的大风刮起来时，他正从手腕上摘下手表上弦。大风卷起的雪花把他的眼睛也眯的难以睁开。他又是一个不心，手表也掉在霖上。地上很滑，手表是金属的，本来就很光滑，两个光滑碰到了一块，“呲溜”一声，手表就顺着陡峭的山体滑了下去。手表的体积比皮鞋更，连皮鞋都没有任何痕迹，手表掉到茫茫的白雪中，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你瞧这事闹的！无论是皮鞋还是手表，在那个年代都是极其奢侈的东西，很多老百姓别是穿和戴，见都没有见过。有的老头儿老太太甚至都没有听过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据，范丽红的皮鞋是结婚时丈夫给买的礼品，而甄彦伟的手表则是爱人娘家的陪嫁，价格自然不菲。这么两件颇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都因为积雪保墒，都因为那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掩埋于茫茫的白雪之郑
现在我已经很难形容当时这两位下乡干部的沮丧心情，只记得范丽红是村民们把她抬下山的。以后即便不再上山积雪保墒了，就是在村里也得穿鞋呀！村里很想给范丽红买双鞋穿，就是布鞋也行，可村里的商店根本不卖鞋。最后，生产队长张大喜只好把媳妇李玉娥自己做的一双布鞋给了范丽红穿。
雪还在下，地上的雪层越来越厚。甄彦伟后来到手表掉下去的地里看了看，只好无奈地折返回来，因为根本看不出手表掉在了哪里。
生产队长张大喜满带歉意地对甄彦伟河范丽红，现在没有办法，两位同志的东西只能等气暖和冰消雪化以后才能找到了。
甄彦伟和范丽红一听，不由地苦笑了几声，嘴里什么都没有，但心里却在想，那要等到几个月以后了。到那个时候，鞋还能穿吗？手表还能戴吗？
张大喜自然明白两个人苦笑的含义，连忙，请两位放心，你们是为了雁浦村积雪保墒受到损失的，这个损失雁浦村一定会照价赔偿！
甄彦伟和范丽红一听，连忙不必赔偿，我们下乡来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怎么能给老百姓增加经济负担呢？
张大喜，这个事情你们就不要操心了，我们会有办法妥善解决的。
总算等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杨树方的父亲放牛从那块地上走过，见到了范丽红的那只皮鞋，还捡到了甄彦伟的手表。皮鞋早已经沤烂了，手表因为是半钢的，上面生满了锈斑，也早不走字儿了。而这个时候，两位干部也早已经完成下乡任务返回了原工作单位。
甄彦伟和范丽红虽然离开了雁浦村，但张大喜并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一定要赔偿两位的损失。
人勤地不懒，此话半点也不假。因为雁浦村和全公社做了积雪保墒的前期准备，开春播种时墒土很好，夏粮秋粮都获得了好收成，而其他地方没有积雪保墒，粮食减产严重。有一次公社开会，书记表扬了雁浦村生产队长张大喜，他时刻想着农业生产，想着乡亲们的生活，是个合格的生产队长。奖励你两顶草帽两条毛巾两件背心和两双胶鞋。
这一，张大喜赶着毛驴车，到县城的农贸市场上卖了八百斤花生。他怀揣着厚厚的一沓票子，到县城最大的商店里，先给范丽红买了一双皮鞋，然后又来到钟表组想给甄彦伟买一块手表。被大雪埋住的手表是半钢的，容易生锈，张大喜想买一块“上海”牌的手表，这是当时国产的最好手表，全钢的不生锈，价格为一百二十五元。钱不是问题，重要的一定要对的起这两位为雁浦村老百姓做出牺牲和贡献的好下乡干部。
不料想，卖手表的售货员，买这种手表需要工业券。
张大喜不知道什么是工业券，就，我没有工业券，多给你二十块钱行不行？
售货员，工业券就是购物证，和粮票布票一样，没有这个东西，钱再多也不能卖给你。
张大喜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回到雁浦村。晚上，他来找我，你上次不是替县城那家商店破获了一宗盗窃案吗？你去找那位王建宁经理一下吧。
找他干嘛？我问。
张大喜，我去商店给甄彦伟买手表，人家不卖给我。
为什么不卖？钱不够？我问。
张大喜，不是钱的事，人家要工业券，没有工业券，你有钱也不卖给你。我的意思是你找找那位王经理，让他开个后门，他是商店经理嘛！
我答应了，为了甄彦伟和范丽红的事，咱绝对不能推辞。我到县城找到王建宁经理，明来意。
王建宁经理两手一摊，可惜，工业券没在我手里。
在谁手里？我有些不相信。
王建宁经理，我要有这个东西给你两张都校这个东西在商业局长手里。你只能找他去要。
我知道人家商业局长是谁呀？人家也更不知道我呀！能平白无故给我工业券？不可能。我只好也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张大喜见我也是空手而归，着急地，难道甄彦伟的手表就买不成了？那咱们可对不起人家了。
突然，我想起了自己的两个舅舅。记得我跟着他们学裁缝时，看见县直机关的科局长们让舅舅们做过衣服，舅舅们应该认识这个商业局长。
张大喜一听，大喜过望，认识，他们一定认识。你明就找你舅舅，给他们带几斤花生。
我再次来到县城找到舅舅，一问，他们还真认识这位商业局长。接下来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二舅给商业局长免费做了一套衣服，拿到一张工业券，手表和皮鞋就都买上了。
不料给甄彦伟和范丽红送东西时又遇到了阻力。两位年轻干部什么也不要，最后你们买上了也不好退货，这样吧，我们出钱买吧！甄彦伟，我早就想买块上海牌全钢手表呢，一直没有如愿，想不到你们办到了，我还得谢谢你们哩！
最后，张大喜给了两位干部每人二十斤花生，这是你们积雪保墒的劳动成果，一定要收下。
请看下一章：峭壁砍柴。
喜欢从头活一回请大家收藏：(m.trxsw.com)从头活一回唐人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