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备来，这缺乏理智的皇帝李治有三十万大军，不是很羡慕。
毕竟孔明已经不止一次摆开揉碎了和他讲，统御超过十万的大军，难的从来都不是人。
后勤的补给，上下级的联络，命令如何有效传达，打起来的时候如何如臂指使等等，全都是难处。
但这些难处并非不可克服。
培养官吏，令军官识字，制定规范以旗帜鼓声传令，征召更多的随军参谋等等，这些都是漫谈时候拿出来的想法。
对于大军的统御是可以培养复刻的。
但那些名将之胜，皆不可复刻。
如冠军侯的深入敌后不迷路，且能悍勇连战。
如这李靖的雪夜奔袭扫犁庭，且能料敌必郑
这一刻，刘备对后世所的，名将的意义就是加快历史的进程之语，更加明白了。
一万人达成你三十万饶目标，而且用时更短，粮草消耗更少，目标完成的更好。
【皇大帝李治时期的唐军战斗力下滑是肉眼可见的。
有人将其归结为府兵制的逐渐崩坏，并称李世民时期唐朝的强悍是因为府兵制完整。
但实际上，在李世民后期府兵制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薛仁贵。
薛仁贵并非是府兵，而是募兵，在唐时称呼为征人。
《太宗本纪》写的很清楚：发下甲士，召募十万人，并趋平壤，以伐高丽。
为啥这样干？因为府兵根本不够用。
府兵制类似于军农合一，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免去赋税，但是每年需要服役相应的数。
举个例子虎牢关五百里内有个千人军府，按照唐朝的府兵规定，这千人军府需要分成五个两百饶队在五个月内轮流服役一次，也就是五番。
这样的府兵制在唐朝开始扩张后，就完全不够用了。
领土的急速扩张，导致府兵服役的地方往往与军府有千里之遥，每一次服役可能要耗费一年，或者更久。
而且贞观年间战争频繁，往往有可能一个府兵一年的兵役服完了，另一场战争又开启了，府兵又要奔赴另一个战场，导致轮番计算变得极为复杂。
其次就是在贞观年间尚军功的情况下，府兵反而是限制了出兵的规模。
还是以五番为例，李世民贞观十年在下设军府六百三十四，军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军府一千二百人，中军府一千人，下军府八百人。
由此可以模糊算得贞观十年府兵有六十万人，按照五番轮流服役的规定，贞观十年能抽调的府兵极限是十二万人。
这十二万的府兵既要戍守边关，还要拱卫京师，最终能被抽调出去打仗的人数大约也就四五万人。
如果再算上府兵花在路上的时间，以及轮番休憩的规定，如果碰上连续作战，能抽调出征的府兵甚至能降低到三万左右。
也是因此，二凤打高句丽时便开始募兵，最终抽了个薛仁贵这个金卡出来。
“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
这是对于募兵的记载，可见效果很好，毕竟对大唐百姓来，从军也不在乎你那仨瓜俩枣，大家都是奔着军功去的。
而在辽东之战时，这群募兵的战斗力也有目共睹。
杀神薛仁贵不了，简直是募兵最好的代言人。
典型的是白岩城之战，城主降而复叛，让李世民恼怒不已，当即下令城破之后，俘虏以及财宝他分文不取，全都赏赐给将士。
在这种激励下，白岩城三日即克，期间契苾何力甚至还仅率八百人击退了乌骨城一万援军，募兵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高句丽之战暂时结束后，虽然两个战场非常相近，但李世民还是下诏，已经参加过高句丽之战的禁止参加薛延陀之战。
这个诏令可以是与民生息，也可以是为了让家里眼巴巴的府兵也有一口肉吃。
但中间折腾来折腾去也足以明，与其府兵制度逐渐崩坏。
不如府兵制已经逐渐不符合唐朝动辄需要跨越数千里作战的国情了。】
虽然还没有下诏整合下军府，但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
“此间冲突，实乃忧患。”
“军府多设于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地，若如去岁征颉利还好，路途不过千里之遥。”
“若是从淮南道征府兵入西域，往返恐非一年不可。”
但你又不可能完全不管淮南道的府兵。
因为若是征西域只出就近的关内道的府兵，等到西域平定后，关内道估计人均都有几转军功，淮南道和河北道府兵怕不是看的眼珠子都绿了。
因此这种情况下杜如晦是颇为好奇的：
“不知后世军制如何？”
李世民浸淫战阵多年，对此反而不是很关心：
“无论何种兵制，最终不过都是求士卒敢战之心。”
“贞观府兵强悍，那也是强在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将帅敢为先，为国不惜身。”
“能做到这些者，无论府兵募兵，皆为劲卒。”
“做不到者，空有军府，亦是无用。”
既是对杜如晦的回答，也是李世民的自问自答。
此时李世民想起来的后世那军卒前冠以人民之名，想起来这后世军队能对着灾而行进。
他倒是隐约间明白了一点，更是想起来了很久之前的一次自问：
“何为强军？”
李世民自问自答道：
“道者，令民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李靖对孙子兵法称得上是倒背如流，此时与目有懵懂的苏定方解释道：
“孙子谓曰，强兵致胜有五法，一曰法度严明，二曰将帅智勇，三曰通晓地利，四曰能得时。”
“此四者，皆不难，陛下所言乃是第五。”
李靖一开口，苏定方就想翻白眼了，这还不难？
行吧，对您老来可能确实不难。
苏定方也记起来这是孙子兵法的开篇之言。
正因为是开篇，所以往往被人忽视，都去研究后面的谋攻、兵势、虚实、军争等等了。
孙子的简单，但苏定方也明白过来：
“这五曰得道，何其难也，谁能做到？”
民上同意，即士卒百姓与君主同一个意志，这样军队就能生死不惧。
按光幕法，贞观年间的府兵也不过是为军功而战，跟得道差了老远。
杜如晦同样也想起来了那支对着灾冲锋的人民军队，轻叹一声道：
“后世之军，即为得道之军。”
苏定方和李世积不太能相信。
李世民笑笑表示理解。
【因此，唐军战斗力的下滑和府兵不府兵关系不大，跟李治关系比较大。
李治一看老爹募兵效果很好，也有样学样。
但不同的是，李治的募兵战斗力越来越差，健壮的募兵越来越少，后期甚至出现过征的都是老弱都还征不满的情况，与李世民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后来刘仁轨看不下去了，上奏疏给李治阴阳了一顿，他总结了一个关键时间点。
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
这一年苏定方平葱岭三国，班师回朝，随后在封赏上，李治做了一件不太地道的事儿：
对远征军阵亡的士卒，不再授功，也不再过问。
贞观年间士卒敢效死命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使身死，只要立功了，这份功劳也能遗泽到家人头上，李世民时期还会派特使慰问死者家属，祭奠阵亡将士的英灵。
对于这些福利，李治通通取消了。
而后来，到了平百济、围平壤的时候，李治变本加厉，不仅战死者没有奖赏，活着的也会被克扣军功。
因此660年后，唐朝每次征兵的情景就跟李世民时期反过来了：
身强体壮、家有余财、在官府有关系的人，会努力上下打点，东躲西藏，只求不被征兵。
没钱走关系的人，即使是老弱，也要被强行募入军伍。
这种情况下唐军战斗力怎么可能不下降？
高宗一朝，每战必募兵，而且募的越来越多，就如大非川之败后，李治很可能就是痛定思痛：
朕募的兵还不够多！
于是一股脑募了三十万人出来交给裴行俭，就是怕输了。
也就是当时裴行俭确实有水平，把三十万大军安排的井井有条。
不然换个别人，还没等跟突厥开打呢，这群素质参差不齐的唐军自己就有可能先把后勤弄垮了。
而李治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气呢？因为他留着钱有大用：
他要代父封禅了。
高宗和武后的封禅大举从664年开始准备，一直到666年年初才正式封禅。
这一趟行程堪称是大唐开国以后最为浩大的面子工程。
仅仅封禅一个月后，直接把国库干废的李治正式下令：
铸新钱，废旧钱。
他要与大唐百姓抢钱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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