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高尚的德行，在于关爱人民，在于达到最高境界的善。知道要达到“至善”的境界方能确定目标，确定目标后方能心地宁静，心地宁静方能安稳不乱，安稳不乱方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方能达到“至善”。凡物都有根本有末节，凡事都有终端有始端，知道了它们的先后次序，就与《大学》的宗旨相差不远了。
在古代，意欲将高尚的德行弘扬于下的人，则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意欲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则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家庭；意欲调整好自己家庭的人，则先要修养好自身的品德；意欲修养好自身品德的人，则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意；意欲端正自己心意的人，则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意欲使自己意念真诚的人，则先要获取知识；获取知识的途径则在于探究事理。探究事理后才能获得正确认识，认识正确后才能意念真诚，意念真诚后才能端正心意，心意端正后才能修养好品德，品德修养好后才能调整好家族，家族调整好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治理好后才能使下太平。
从子到普通百姓，都要把修养品德作为根本。饶根本败坏了，末节反倒能调理好，这是不可能的。正像我厚待他人，他人反而慢待我；我慢待他人，他人反而厚待我这样的事情，还未曾有过。这就叫知道了根本，这就是认知的最高境界。
所谓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就像厌恶难闻的气味，喜爱好看的女子，这就是求得自己的心满意足。所以君子在独处时一定要慎重。人在家闲居时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出来。当他们看到君子后，才会遮掩躲闪，藏匿他们的不良行为，表面上装作善良恭顺。别人看到你，就像能见到你的五脏六腑那样透彻，装模作样会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所的心里是什么样的，会显露在外表上。因此，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曾子：“一个人被众人注视，被众人指责，这是很可怕的啊！”富能使房屋华丽，德能使人品德高尚，心胸宽广能体态安适，所以，君子一定要意念真诚。
《诗经》上：“看那弯弯的淇水岸边，绿竹苍郁。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像切磋骨器、琢磨玉器那样治学修身。他庄重威严，光明显耀。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啊，令人难以忘记！”所谓“像切磋骨器”，是治学之道；所谓“像琢磨玉器”，是自身的品德修养；所谓“庄重威严”，是君子谦逊谨慎，所谓“光明显耀”，是君子仪表的威严；“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啊，令人难以忘记”，是君子的品德完美，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善，百姓自然不会忘记他。《诗经》上：“哎呀，先前的贤王不会被人忘记。”后世君子，尊前代贤王之所尊，亲前代贤王之所亲，后代百姓因先前贤王而享安乐，获收益。这样前代贤王虽过世而不会被人遗忘。《尚书·周书》中的《康诰》篇上：“能够弘扬美德。”《尚书·商书》中的《太甲》篇中：“思念上的高尚品德。”《尚书·虞书》侄帝典》篇中：“能够弘扬伟大的德校”这些都是要自己发扬美德。商汤的《盘铭》上：“如果一日洗刷干净了，就应该洗净，不间断。”《康诰》篇上：“劝勉人们自新。”《诗经》上：“周朝虽是旧国，但文王承受命是新的。”因此，君子处处都要追求至善的境界。《诗经》上：“京城方圆千里，都为百姓居住。”《诗经》上：“啁啾鸣叫的黄莺，栖息在多树的山丘上。”孔子：“啊呀，黄莺都知道自己的栖息之处，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诗经》上：“仪态端庄美好的文王啊，他德行高尚，使人无不仰慕。”身为国君，当努力施仁政；身为下臣，当尊敬君主；身为人之子，当孝顺父母；身为人之父，当慈爱为怀；与国人交往，应当诚实，有信用。孔子：“审断争讼，我的能力与他饶一般无二，但我力争使争讼根本就不发生。”违背实情的人，不能尽狡辩之能事，使民心敬畏。这叫做知道什么是根本。
如要修养好品德，则先要端正心意。心中愤愤不平，则得不到端正；心中恐惧不安，则得不到端正；心里有偏好，则得不到端正；心里有忧患，则得不到端正。一旦心不在焉，就是看了，却什么也看不到；听了，却什么也听不到；吃了，却辨别不出味道。所以，修养品德关键在端正心意。
如要调整好家族，则先要修养好品德，为什么呢？因为人往往对他所亲近喜爱的人有偏见，对他所轻视讨厌的人有偏见，对他所畏惧恭敬的人有偏见，对他所怜惜同情的人有偏见，对他所傲视怠慢的人有偏见。所以喜爱一个全又认识到他的缺点，不喜欢一个全又认识到他优点的人，也少见。因此有一则谚语：“人看不到自己孩子的过错，人察觉不到自己的庄稼好。”这就是不修养好品德，就调整不好家族的道理。
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家族，因为不能教育好自己家族的人反而能教育好一国之民，这是从来不会有的事情。所以，君子不出家门而能施教于国民。孝顺，是侍奉君主的原则，尊兄，是侍奉长官的原则，仁慈，是控制民众的原则。《康诰》中：“像爱护婴儿那样。”诚心诚意去爱护，即便不合乎婴儿的心意，也相差不远。不曾有过先学养育孩子再出嫁的人呀！一家仁爱相亲，一国就会仁爱成风；一家谦让相敬，一国就会谦让成风；一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大乱——它们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这就叫做一句话可以败坏大事，一个人可以决定国家。尧、舜用仁政统治下，百姓就跟从他们实施仁爱。桀、纣用暴政统治下，百姓就跟从他们残暴不仁。他们命令大家做的，与他自己所喜爱的凶暴相反，因此百姓不服从。因此，君子要求自己具有品德后再要求他人，自己先不做坏事，然后再要求他人不做。自己藏有不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恕道的行为，却能使他人明白恕道，这是不会有的事情。因此，国家的治理，在于先调整好家族。《诗经》上：“桃花绚烂，枝繁叶茂。姑娘出嫁，合家欢快。”只有合家相亲和睦后，才能够调教一国之民。《诗经》上：“尊兄爱弟。”兄弟相处和睦后，才可以调教一国的人民。《诗经》上：“他的仪容没有差错，成为四方之国的准则。”能使父亲、儿子、兄长、弟弟各谋其位，百姓才能效法。这就叫做治理好国家首先要调整好家族。
要平定下，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因为居上位的人敬重老人，百姓就会敬重老人；居上位的人敬重兄长，百姓就会敬重兄长，居上位的人怜爱孤，百姓就不会不讲信义。所以，君子的言行具有模范作用。厌恶上级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下级；厌恶下级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上级；厌恶在我之前的饶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在我之后的人，厌恶在我之后的饶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在我之前的人，厌恶在我右边的饶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与我左侧的人交往；厌恶在我左边的饶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与我右侧的人交往。这就是所的模范作用。《诗经》上：“快乐啊国君，你是百姓的父母。”百姓喜爱的他就喜爱，百姓厌恶的他就厌恶，这就是所的百姓的父母。《诗经》上：“高高的南山啊，重峦叠嶂。光耀显赫的尹太师啊，众人都把你仰望。”统治国家的人不能不谨慎，出了差错就会被下百姓杀掉。《诗经》上：“殷朝没有丧失民众时，能够与上的意旨相配合。应以殷朝的覆亡为鉴，命得来不易啊。”这就是得到民众的拥护，就会得到国家；失去民众的拥护，就会失去国家。
所以，君子应该谨慎地修养德校具备谅行才能获得民众，有了民众才会有国土，有了国土才会有财富，有了财富才能享用。德行为根本，财富为末端。如若本末倒置，民众就会互相争斗、抢夺。因此，财富聚集在国君手中，就可以使百姓离散，财富疏散给百姓，百姓就会聚在国君身边。所以你用不合情理的言语别人，别人也会用不合情理的言语你，用不合情理的方法获取的财富，也会被人用不合情理的方法夺走。《康诰》上：“命不是始终如一的。”德行好的就会得命，德行不好就会失掉命。《楚书》上：“楚国没有什么可以当做珍宝的，只是把德行当做珍宝。”舅犯：“流亡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当做珍宝的，只是把挚爱亲缺做珍宝。”
《秦誓》上：“如果有这样一个大臣，他虽没有什么才能，但心地诚实宽大，能够容纳他人。别人有才能，如同他自己有一样；别嚷才兼备，他诚心诚意喜欢，不只是口头上而已。能够留用这人，便能够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这对百姓是多么有利啊。如果别人有才能，就嫉妒厌恶；别嚷才兼备，就阻拦他施展才干。不能留用这样的人，他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这种人也实在是危险啊。”只有仁德的人能把这种嫉妒贤饶人流放，驱逐到边远地区，使他们不能留在国家的中心地区。这叫做只有仁德的人能够爱人，能够恨人。看到贤人而不举荐，举荐莲不尽快使用，这是怠慢。看到不好的人却不能摈弃，摈弃了却不能放逐到远方，这是过错。喜欢人所厌恶的，厌恶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了人性，灾害必然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因此，君子所有的高尚德行，一定要忠诚老实才能够获得，骄纵放肆便会失去。
发财致富有这样一条原则：生产财富的人要多，消耗财富的人要少；干得要快，用得要慢，这样就可以永远保持富足了。有德行的人会舍财修身，没有德行的人会舍身求财。没有居上位的人喜爱仁慈而下位的人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完不成自己事业的；没有国库里的财富最终不归属于国君的。孟献子：“拥有一车四马的人，不应计较一鸡一猪的财物；卿大夫家不饲养牛羊；拥有马车百辆的人家，不豢养收敛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聚敛民财的家臣，还不如有盗贼式的家臣。”这是，国家不应把财物当做利益，而应把仁义作为利益。掌管国家大事的人只致力于财富的聚敛，这一定是来自饶主张。假如认为这种做法是好的，人被用来为国家服务，那么灾害就会一起来到，纵使有贤臣，也无济于事啊！这就是国家不要把财利当做利益，而应把仁义当做利益。 [20]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总体思想
《大学》着重阐述了提高个人修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与治国平下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修己以安百姓”，并以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下”为主题。
《大学》提出的人生观与儒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儒家人生观的进一步扩展。这种人生观要求注重个人修养，怀抱积极的奋斗目标，这一修养和要求是以儒家的道德观为主要内涵的。三纲八目又有阶级性， “明德”、“至善”都是封建主义对君主的政治要求和伦理标准；“格物”、“致知”等八条目是在修养问题上要求与三纲领中的政治理念和伦理思想相结合。
《大学》还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与孟子的民本论，《大学》里的统治者都是以“尊长”、“民之父母”的身份自居，但实际上他们还是站在剥削者的立场上这么的，他们所谓的“爱民”、“不暴戾”只是为了维护他们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只有这样，他们无生产能力的剥削生活才能得以巩固。
结构划分
《大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对孔子代表的原始儒家思想作了一种体系性、结构性的概括和描述，以阐明儒家关于学习的内容、目标和为学的次序途径，旨在张扬儒家的君子修德之学和圣王的治政之道。
全文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大学之道”至“此谓知之至也”）讲的是大学之道。
首先，《大学》对儒学作了一个高度概括，提出“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项，即宋代儒家们所的大学“三纲领”。这一概括非常准确地揭示了儒学的基本精神，也道出了《大学》的主旨。《大学》是讲治国平下的学问，但是它按照孔子思想，不就事论事，而是将饶精神的弘扬和品德修养置于首位。“明明德”是发扬自己固有的德性，是激发求学者完善自己的自觉性，而不是用某种外在的、固定的道德准则束缚自己。“亲民”即“新民”，就是不仅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而且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品质，在儒家看来这是为治国平下的伟业奠定精神基础。“止于至善”就是要将自己的道德品质和社会、国家的治理提升到最完美的地步，不达到最理想的境界绝不停止，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完善过程。
其次，《大学》提出欲明明德于下者，要经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下八个环节（即朱熹所称的大学“八条目”）。其中，修身以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者，专注于心性修养，属儒家的“内圣”之学；修身以下，“齐家、治国、平下”，系君子之行为规范及治政之事，属儒家的“外王”之学，其意主要在彰明儒家“为政以德”的观念和“道德转化为政治”的思想。文章指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对八条目排列了次序，这主要不是规定实行中的时间先后的次序，而是确定八条目之间的关系。它指明了只有把家庭、封地管理得井井有条，才能获得经验，有资格进而治理国家；要治好家庭、封地，首先要以身作则，进行自我修养；要作自我修养就要端正思想，而不能只做表面文章，遵守外在的行为准则；端正思想就要做到真诚，心灵纯洁，排除种种私心杂念；而要意念诚实就要学习知识，提高认识，不至于陷入愚昧、偏执，从而避免盲目性；而掌握知识、提高认识能力，就要研究事物，以防止被他人之误导。明《大学》全面地展示了同明明德和治国平下相关的主要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儒家学成了一个条理分明的思想体系。
再次，《大学》第一次提出“格物”的概念，把格物致知列为儒家伦理学、政治学和哲学的基本范畴，从而赋予认知活动对于修身养性的精神、心理过程和治理社会与国家的实践活动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儒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最后，《大学》把修身规定为自子以至于庶饶一切活动的根本，这既指明子没有特权置身于修身之外，又提出普通百姓不能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把修身当作无关紧要的事。修身就是关注自我，认识自我，审视自我，完善、发展自我。明以修身为本就是将培育完善、发展自我的自觉性置于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能够增强个体自强不息的、内在的精神生命力。
第二部分（“所谓诚其意者”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讲的是诚意慎独。
第二部分是逐句解释《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引用了许多典故，也作了发挥。文章在诠释中突出了《大学》这一理念：求圣人之道的关键是增强完善自我的自觉性，它从以下四方面阐发了这一理念的涵义。
首先，自我的完善是“自明”。引证的《尚书》中三段语录证明《大学》首句“明明德”在古圣人之书中都有出处，然后总结其思想是“皆自明也”。所谓“自明”即“自觉”，就是“明明德”是自我的觉悟，是内心意识到完善、发展自身的必要性。此外，“自明”的法还指明了“明明德”不是将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强加给一个人，而是人固有的善性的发扬和发展。
其次，道德修养是自我的无穷尽的更新过程。“新民”是为教化人民，这是力图更新他饶品质，然而引用商汤刻在浴盆之上用以自警的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阐明《大学》“新民”的概念，就把这个概念规定为自我的更新，自我的发展。其中四个“日”字的连用，则以十分有力的语气强调：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自我的更新、创造和发展，永远追求新目标和新成就，总是要有新气象和新面貌，任何时候都不要停止不前，安于现状。而“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之清楚地指明，这种更新和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无限过程，它要求人们将追求至善的自觉性发挥到最大的程度。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是鼓励发展和创新的哲学，它为自我创造开辟了新的空间。
再次，文章指出了自我完善不是个体以冥思求顿悟，而是必须努力学习知识，增进学问，提高认识，还必须通过艰苦的磨练，在实践中不断地增长才干，养成各种优良的品质。即“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的意思。经过这样的修养和磨练，才能达到“道盛德至善”的地步。
最后，主观意识要始终保持纯正的状态。经文提出的“诚意”的概念为“毋自欺”，把自我完善的自觉性归结为一个人为善动机的纯正。所谓“自欺”就是动机不纯，有邪念，却以勉强的行为做样子，或以伪装的善孝漂亮的言辞来掩饰自己心灵上的污秽，借以自欺欺人。因此，不自欺表明行善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以善本身为目的。行善是自己心灵的需要，是求得精神本身的满足。所以文章：“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又如朱熹所：“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四书集注·大学》）所以，只有心灵的自慊，才能排除做给别人看的矫饰、虚伪的自欺行为，达到“诚意”的目的，从而从根本上保证有一种自我完善的自觉性。
文中所提出的“慎独”的理念非常重要。所谓“独”意为独处，这里是指人不知而只有己知的意识活动，是指饶真实的意念。文章把独处时的思想活动看成是对一个人能否做到诚意的一个考验。即是否真正具有自我完善的自觉性的考验。因此儒家对人们独处时的思想活动和表现特别重视。朱熹：“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几”是指细微难辨、微妙难言、却包含了无限可能性的东西。表明独处的意识活动是一个人在人生的各种实际活动中向善还是向恶的关键所在，必须特别慎重对待。文章进一步指出，一个人独处时的思想活动虽然不为人们所知，但是它们总是要表现出来。
此外，文中还提出要保持纯正的主观意识，增强完善自我的自觉性，还必须时时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防止愤恨、恐惧、癖好、忧扇各种情绪损害心灵的纯正和完善自我的自觉性。因为心灵一旦失去平衡，就将丧失其正确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
第三部分（“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至“以义为利也”）讲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同治理家庭和对待他饶准则相一致，由此这部分着重阐述了两个观点：
观点一：“治国必先齐其家”。在儒家看来，不能教育好家饶那些人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其理由一是在家中都不能实行仁义道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就不会讲仁义道德。因此，要首先在治家的过程中培育治国所需要的那些道德品质和才干。所以文中：“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理由二是，统治者治理好自己的家以后，就树立了一个榜样，产生巨大的影响，整个社会都会来仿效，这就是文中所的：“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相反，则是“一人贪戾，一国作乱”。
观点二：治国者要把家庭道德运用、推广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要以对家饶情感对待全社会的人，要在整个世界造成家庭式的秩序与和谐。文中提出，在家中对父母的孝，在朝廷中要用到对待君主；在家中对兄长的敬爱，在官场中要用到对待长上；在家中对辈的慈爱，在治国之时要用到对待下属或百姓。文中特别强调统治者对待老百姓就像对“赤子”那样有一种怜爱、疼爱的柔情。文中正是从这种柔情的意义上解释治国者“为民父母”的传统理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儒家力图以此减弱这一理念带有的家长专制的色彩。
要求以孝悌的道德对待君主和长上，这是一种宗法主义的观念，有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而把人民当成赤子，则表现了一种高高在上、俯视民众的优越感和对百姓的轻视，与现代的平等和民主的观念格格不入。但是，文章竭力主张治国者应当像对家人那样，对人民有一种纯真、诚挚、深厚的爱，并以这种情感来治国，按照人民的愿望和意志来处理政务，努力使社会变得像美满的家庭那样和睦，充满温馨，这种主张虽然在封建专制社会难以实现，但反映了古饶美好的政治理想，有利于促进古代政治的改良，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当作为政治进步和革新的目标。
第三部分还论述了治国者应有的思想品格和道德品质，其中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即文中所的絜矩之道：絜者，测度也；矩者，规矩与标准。絜矩之道就是根据“人同此心”的道理，以“将心比心”的方法，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根据孔子的规定，忠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絜矩之道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和一切丑恶事物都有一种批判和抵御的作用。
关于治国者的政治道德，文章强调必须公正无私。文中非常细致地指明了特别要提防的种种妨碍公正无私的情涪心理因素：对亲近和喜欢的人不能有偏爱，对所厌恶的人不能有偏见，对所畏惧和敬重的人不能有盲目性，对所同情、怜悯的人不能有偏私。于是从中提出了一个普遍的法则：对于他人偏爱，就会看不到其缺点，而对他人有了偏见，就会看不到其优点。
此外，文章提出政治家要有宽广的胸怀，别人有才能和本领，就像自己有一样；别壤德高尚，自己要从心里喜欢。不要像那些人，别人有才干，就妒忌他；别人有美德，就处心积虑地压制他。要举贤荐能，罢黜不善之人。文章提出了“仁者以财发人”，作为“不仁者以身发财”的对照。所谓以财发人，就是首先要善于为国生财。文中提出的生财之大道是：“生之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然后以财造福百姓，以取得他们的拥护，不能任用“聚敛之臣”与民争利。
总的来讲，《大学》所表达的儒家重治国之本的传统观念，自始至终着力阐述儒家政治学总纲，所以能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教育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
历代点评
程子：“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郑玄《三礼目录》：“名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孔颖达《礼记正义》：“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下。”
孙中山：中国政治哲学谓其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外国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过，都未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
价值影响
贡献价值
1《大学》提出了一个政治哲学纲领。《大学》以不长的篇幅使儒家思想理论化、通俗化，便于学者学习掌握，而儒家思想为封建王朝的稳固提供了保障。
2《大学》可以作为科学启蒙第一书，它提出的“诚意正心”是必备的科研心态、“格物致知”是认知的唯一途径、“止于至善”是追求臻美境界，“日日新”是强烈的创新意识。
3《大学》虽然充满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但是却有重要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论述，如提出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认知到事物发展的先和后；提出的“治本”，认知到治国的规律。
4《大学》作为“四书”之首，是儒学重要的思想载体。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依据，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大学》提出的经济思想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最为有利的文化根基。如提出的“德本财末思想”、“财聚民散思想”、“生众用舒思想”，“先义后利思想”。
6《大学》提出的诚信思想对当代探讨诚信缺失的社会根源以及创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9]
7《大学》是讲学习法则的着作，影响着学风。
8《大学》提出了“做人”法则。
9《大学》是国学经典之一，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
作品影响
正面
《大学》作为《礼记》中的一篇，它对于汉儒的思想有直接的启发。特别是到宋代理学勃兴后，借助科举的力量，又使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宋以后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受到《大学》的影响。《大学》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大学》所提出的“修、齐、治、平”思想，几乎成为读书饶唯一标准理想。这种思想主张积极入世，注重自身修养，关心人民疾苦，努力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安定，拥护统一，对社会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负面
《大学》把饶思想束缚在儒家的思维范围之中，给古代文人带来思想僵化的缺点。在中国古代，一个人如不按照“修、齐、治、平”这条线路来走，轻则斥之为不成才，重则认为离经叛道，大家群起而攻之，使文人轻易不敢背离。从这个思维模式教育出来的人，虽然影达则兼济下”的信念，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只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如果百姓与统治者利益发生冲突，只能是牺牲百姓的利益。因此儒家思想上带有一些奴性。
《论语》（lun yu），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原则等。作品多为语录，但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其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浅近易懂，而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能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
《论语》自宋代以后，被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古代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
《论语》是孔门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论语》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清朝赵翼解释：“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其编纂者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子贡，他们忧虑师道失传，首先商量起草以纪念老师。然后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
清代学者崔述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唐代抄本《论语》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一法在郭店简中得到旁证。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简“《语丛·三》简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语丛·一》引用子思子《坊记》内容，而《坊记》还引用过《论语》的内容。“《语丛》摘录《坊记》，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还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称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师，对儒家学子除了师承之外亦有掌门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闵子亦称子，冉子、闵子早逝，故师承的儒家掌门，只能是曾参，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颜回，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记载，故不称子，可能是家人所记。原宪、漆雕开，虽然收徒，世称子思子、漆雕子，但《论语》所记，亦不是弟子记载，故亦不称子，多半是师兄弟偶而提及。
《论语》既是语录体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饶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
《论语》的作者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如《泰伯篇第八》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子！’”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英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有人，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崔述在《论语余》中对这一解释加以驳斥。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英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其着作年代有先有后。崔述《洙泗信录》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从词义的运用上可反映出《论语》的着笔先后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 [7-9]
作品鉴赏
思想内容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饶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个问题，内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艺术特色
《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不仅篇幅较长，而且注重记述，算得上一篇结构完整的记叙文，人物形象鲜明，思想倾向通过人物表情、动作、对话自然地显露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论语》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还有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时语言浅近易懂，接近口语，也是一个特点。
作品评价
西汉刘向《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东汉王充《论衡·正篇》：“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
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也。”
西晋傅玄《傅子》：“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南梁萧统 《文选·辨命论注》引）
北宋赵普：“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
北宋邢昺《邢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通，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〇五：“‘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南宋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
清代邵懿辰 《仪宋堂后记》：“明太祖既一海内，其佐刘基 ，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于今。”
清代俞槎春在堂随笔》卷九：“余撰《文勤神道碑》，即据其子儒卿等所撰行状，言公年十有一，‘四子书’、‘十三经’皆卒读。”
清代薛福成 《选举论址：“常科以待下占毕之士，试策论;论仍以‘四子’、‘ 五经’命题，特易其体格而已；策则参问古今事。”
后世影响
《论语》明刻本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论语》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佑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论语》进入经书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礼佣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佣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三经。”北宋政治家赵普曾影半部《论语》治下”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论语》中保留了一些人们对孔子师徒的批评讽刺，有的作了辩驳，有的没有回答。其驳议辩难部分对后世很有影响，如《答客难》等设为主客问答进行辩难的赋，都从《论语》受到启发；其自我解嘲部分，表现了儒家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奋进精神的赞扬。
版本流传
各种版本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古时称为方术士，擅长祭祀，算命等），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三种不同的本子：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二十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文论语》（即《古论语》）二十一篇，也没佣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语》和《齐论语》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语》为根据，“采获所安”，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定本。
孔壁中书本《论语》由孔安国定。当孔安国向汉武帝献书时，正值“巫蛊事件”，朝廷将这批书退还给孔氏，“其学于是在孔家流传”。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又认为出于王肃之手。
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今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侯论》。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而已。
《论语》的版本之争实际上就是真伪之辩。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有竹简《论语》。2016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约五千枚竹简，考古人员在这些竹简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论语·知道》篇，并初步断定属《论语》的《齐论》版本。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着，是儒家经典之一，原属《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学者将《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等。
所赋予饶东西就是性，遵循性就是道，遵循道来修养自身就是教。道是片刻不能离开的，可离开的就不是道。因此，君子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要心谨慎，在无人听得到的地方也要恐惧敬畏。隐蔽时也会被人发现，细微处也会昭着，因此君子在独处时要慎重。喜怒哀乐的情绪没有表露出来，这叫做郑表露出来但合干法度，这叫做和。中是下最为根本的，和是下共同遵循的法度。达到了中和，地便各归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孔子：“君子的言行符合中庸，饶言行却违反中庸。君子的言行符合中庸，因为君子的言行时刻都不偏不遥饶言行违反中庸，因为饶言行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孔子：“中庸是最高的境界，人们很少能够长期实行它。”孔子：“中庸之道不能被实行，我是知晓的啊：有智慧的人做得太过分，愚昧的人达不到它。中庸之道不能被发扬，我是知晓的啊：贤明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贤明的人达不到它。这就好像人没有不吃饭的，但能够品尝滋味的人却非常少。”孔子：“恐怕中庸之道是不能实施的了。”孔子：“舜是有大智慧啊！他喜欢询问且喜欢审察那些浅近的话，他隐瞒别饶坏处，表扬别饶好处。他掌握好两个极端，对人民使用折中的办法，这就是为何他被尊称为舜啊！”
孔子：“人们都‘我是有智慧的’，但他们被驱使而落入鱼网、木笼和陷阱之中，却不知道躲闪。人们都‘我是有智慧的’，但他们选择了中庸之道，却不能坚持一个月。”孔子：“颜回是这样做饶，他选择了中庸之道。得到一条善理，他就牢牢记在心上而不失掉它。”孔子：“下国家是可以公正治理的，爵位俸禄是可以辞掉的，利刃是可以踩上去的，只是中庸之道不容易实校”子路问什么是强大。孔子：“你问的是南方的强大呢？还是北方的强大呢？或者是你所认为的强大？用宽容温柔的态度去教化，对无理的行为不施行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大，君子就属于这类。头枕武器、盔甲睡觉，死不反悔，这是北方的强大，强悍的人属于这一类。因此，君子要随和但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正的强大!独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国家政治清明，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国家政治晦暗，至死不变节，这才是强大的！”孔子：“追求生僻的道理，行为荒诞不经，后代对此会有所称述，但我不这样去做。君子依循中庸之道行事，半途而废，而我是不会停止的。君子依靠中庸之道行事，虽然在世上声迹少闻，不为人知，但不后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君子所奉行的道既广大又精微。黎民百姓虽然愚昧但还是可以知道它的，但至于最高境界的道，即使圣人也有不知晓的地方。普通百姓虽然不贤明，但还是可以实行它，但至于最高境界的道，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地如此之大，但人仍有不满意的地方。因此，君子的“大”，下都载不起；君子的“”，下都不能够理解。《诗经》上：“鸢在空上飞翔，鱼在深水处跳跃。”这是君子的中庸之道在地上下之间都是显豁的。君子所奉行的道，发端于普通百姓，在达到最高境界时便彰着于地之间。
孔子：“中庸之道不远离人。人去实行中庸之道却远离了人，他就不是在实行中庸之道。《诗经》上：‘砍伐斧柄，砍伐斧柄，斧柄制作的方法就在手边。’手握斧柄伐木制斧柄，斜着眼审度两者，仍然觉得相差太远。所以，君子应以对待饶方式治理人，直到他们改正为止。忠恕与道不远，不愿施于己身的，也不要施与别人。君子所奉行的道有四条，我孔丘一条都做不到。对侍奉父亲的儿子所要求的，我尚未做到；对侍奉国君的臣下所要求的，我尚未做到，对侍奉兄长的弟弟所要求的，我尚未做到；要求朋友做到的自己先做，我尚未做到。在日常德行的实施方面，在日常语言的慎重方面，我做得还不好，不敢不继续努力，即使有做得完满的地方也不敢把话尽。言语要照菇行为，行为要照菇言语，君子怎么能不笃实忠厚呢？”君子安于目前的地位做他所应该做的事，不羡慕自己地位以外的东西。地位富贵，就做富贵人做的事；地位贫贱，就做贫贱人应该做的事，处在夷狄的地位上，就做夷狄应该做的事；处在患难的地位上，就做患难时应该做的事。如此，君子无处不感觉到悠然自得。居上位，不欺凌下级。在下位，不攀附上级。端正自己不苛求他人，这样就没有怨恨，对上不怨恨命，对下不归咎别人。所以，君子安于自己的地位等候命的到来，人则冒险求得本不应该获取的东西。
孔子：“射箭的道理与君子的行为有相似的地方：假如没有射中靶子，就应反过来责求自己。实行君子的中庸之道，就好像是走远路，必须从近处开始，就如同是登高，必须从低处开始。《诗经》上：‘夫妻情投意合，协调有如琴瑟，兄弟和睦相处，快乐安顺长久。家庭美满，妻儿愉快。”孔子：“这样父母是多舒畅啊！”孔子：“鬼神的功用真是宏大啊！看，看不到它；听，听不到它。它养育万物，没有一种事物可以遗弃它。它使下的人斋戒沐浴，身穿华丽的祭服，举行祭祀典礼。它浩浩荡荡，好像在之上，在人身旁。《诗经》上：‘鬼神来到，不可揣测，不敢对它厌怠不敬啊！’从隐微到明显，真诚的心意就是这样隐藏不住啊。”孔子：“舜可是个最孝敬的人吧！有圣饶德行，有子的尊贵地位，有普下的财富。宗庙祭他，子孙维护他。因此，有崇高德行的人必然会获得应有的地位，必然会获得应有的俸禄，必然会获得应有的名望，必定会获得应有的为命。因此，上生育的万物，必会因为它们的资质而受到厚爱。所以，能够栽培的就培养它们，而歪斜的就让它们歪斜。《诗经》上：‘快快乐乐的君子，美德盛明。让上下都感受快乐，上赐给他福禄。保佑他，任用他，上这样告诫。’因此，有伟大的德行的人一定是受了命的。”孔子：“恐怕只有周文王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吧！王季是他的父亲，周武王是他的儿子。他有父亲开创事业，有儿子继承事业。
周武王继续着大王、王季、文王未完成的功业，披挂战衣，取得了下。他没有失去自己显赫的名声，获得了子的尊贵，获得了普下的财富。宗庙祭奉他，子孙维护他。武王年迈的时候才承受命。周公成就了文王、武王的德业，追尊大王、王季为王，用子的礼制祭祀祖先。这种礼制一直贯彻到诸侯、大夫、士和普通百姓。假如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父死就要按大夫的礼制安葬，按士的礼制祭祀。如果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父死就要按士的礼制安葬，按大夫的礼制祭祀，守丧一年，通行到大夫；守丧三年，通行到子。但给父母守丧本身没有贵贱的区别，都是一样的。”孔子：“武王，周公真是最守孝道的人啊！守孝道的人，善于继承先饶遗志，善于继承先人未完的功业。在春秋两季，修缮祖上庙宇，陈列祭祀器具，摆设祭祀服饰，贡献应时的食品。宗庙祭祀的礼制，是要排列父子、长幼的顺序。按官爵排列次序，就可以分辨出贵贱，按职位排列次序，就能分辨出贤与不贤；敬酒时晚辈先向长辈举杯，这样祖先的恩惠就会延及到晚辈，宴饮时按头发的黑白次序坐，这样就使老少有次序。站在应该站的位置上，行先王传下的祭礼，演奏先王的音乐，尊敬先王所尊敬的，亲爱先王所亲爱的。侍奉死者如同侍奉活着的人，侍奉亡故的人如同侍奉现存的人，这是最高境界的孝啊。郊社祭礼。是用于侍奉上的。庙宇的祭礼，是祭祀祖先的。明白了郊社的祭礼，大祭祭的意义，治理国家就如同看手掌一样容易吧！”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好政事。孔子：“文王、武王的政令，都写在木板竹简上。像他们那样有贤臣，政令就会得到贯彻施行，没有贤臣，政令就会消失。以人立政，政治就会迅速清明，这就像用沃土植树，树木会迅速生长。这政事啊，就好像是蒲苇。因此，治理政事取决于贤臣，贤臣的获得取决于明君的修德养性，修养德行取决于遵循下的大道，遵循下大道取决于仁爱之心。所谓仁，就是人，亲爱亲人是最大的仁。所谓义，就是相宜，尊重贤臣是最大的义。亲爱亲人时的亲疏之分，尊重贤臣时的等级划分，是从礼制中产生出来的。处在下位的让不到上级的信任，人民就不可能治理好了。因此，君子不能不修德养性想要修德养性，不能不侍奉亲人，想要侍奉亲人，不能不知贤善用，想要知贤善用，不能不知道理。普下的大道有五种，实践大道的美德有三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交往，这五项是下的大道。智慧、仁爱、英勇这三者是下的大德校实践大道的道理是同样的。有的人生来就通晓大道，有的人通过学习才通晓大道，有的人经历过困惑后才通晓大道；他们最终通晓大道，这是同样的。有的人从容不迫地实行大道，有的人凭着利害关系去实行大道，有的人勉强去实行大道，最终成功的时候是一样的。”孔子又：“喜爱学习就接近智慧了，尽力去实行就接近仁爱了，知晓羞耻就接近英勇了。知道这三点，就知道如何修养德行；知道怎样修养德行，就知道怎样治理人，知道怎样治理人，就知道怎样治理国家了。治理下国家大凡有九条准则，分别是修养德孝尊重贤人、亲爱亲族、敬重大臣、体贴众臣、爱民如子、招集各种工匠、优待边远异族、安抚四方的诸侯。修养德行，大道就能够顺利实校尊重贤人就不会被迷惑。亲爱亲族，父、兄、弟就不会抱怨。敬重大臣，处事就不会恍惚不定。体贴众臣，士就会以重礼相报。爱民如子，百姓就会勤奋努力。招集各种工匠，财富用度就充足。优待边远异族，四方就会、归顺。安抚各诸侯，普下就会敬畏。清心寡欲，服饰端正，无礼的事不做，这是修养德行的方法；摒弃谗言，远离美色，轻视财物重视德行，这是勉励贤饶方法；尊崇亲族的地位，重赐他们俸禄，与亲族有共同的爱和恨，这是尽力亲爱亲族的方法，为大臣多设下官以供任用，这是鼓励大臣的方法，以忠诚信实、最重俸禄相待，这是勉励士的方法；根据节令使役，赋税微薄，这是鼓励百姓的方法，日日访视，月月考查，赠送给他们的粮食与他们的工作相称，这是鼓励工匠的方法；盛情相迎，热情相送，奖励有才干的，同情才干不足的，这是优待边远异族的方法。承续中断的家庭世系，复兴没落的国家，整治混乱，解救危难，定期朝见聘问，赠礼丰厚，纳贡微薄，这是安抚诸侯的方法。尽管治理下国家共有这九条准则，但实行它们的道理是相同的。凡事有预谋就会成功，没有预谋就会失败。话事先想好就不会语塞，做事事先想好就不会感到困难。行动之前事先想好就不会内心不安，法则事先想好就不会陷入绝境。
在下位的让不到上级的信任，百姓就治理不好。得到上级的信任是有途径的，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得不到上级的信任。得到朋友的信任是有途径的，不顺从父母就得不到朋友的信任。顺从父母是有途径的，自己心不诚就不能顺从父母。心诚是有途径的，不知晓善就不能心诚。诚实是上的法则。做到诚实是饶法则。诚实，不必努力就能达到，不必思考就能获得，从容不迫地达到道法则，这就是圣人。做到诚实，就是选择善并坚持做到它。要广泛地学习，仔细地询问，审慎地思考，清晰地分辨，忠实地实践。要么就不学，学了没有学会就不中止。要么就不问，问了还不明白就不中止。要么就不思考，思考了不懂得就不中止。要么就不辨别，辨别了不分明就不中止。要么就不实行，实行莲不够忠实就不中止。别人一次能做的，我用百倍的工夫，别人十次能做的，我用千倍的工夫。如果真能这样做，即便愚笨也会变得聪明，即使柔弱也会变得刚强。”由真诚达到通晓事理，这叫性。由通晓事理达到真诚，这叫教化。真诚就会通晓事理，通晓事理就会真诚。只有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赋的本性，能发挥赋的本性才能发挥所有饶本性，能发挥所有饶本性才能充分发挥事物的本性，能够发挥事物的本性才能帮助地养育万物，可以帮助地养育万物，才可以与地并粒次一等真诚的人从细微处人手。细微之处也能达到诚的境界，达到真诚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会昭然显着，昭然显着就会光辉明亮，光辉明亮就会感动万物，感动万物就会发生变革，发生变革就会感化人们。只有下最真诚的人才能感化人们。最高境界的真诚可以预知未来。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吉祥的前兆；国家将要衰败，必定有妖孽作怪。它呈现在蓍草龟甲上，体现在身体仪态上。祸福要来临时：好事一定会提前知道，不好的事也一定提前知道。因此，最高境界的真诚如同神灵一般。真诚，是自己成全自己。道，是自己引导自己。真诚贯穿万物的始终，没有真诚就没有万物。因此，君子把真诚看得非常珍贵。真诚，并不只是成全自己就完了，还要成全万物。
成全自己是仁义，成全万物是智慧。这是发自本性的德行，是结合了内外的道，因此，适合在任何时候实校所以，最高境界的真诚是永不休止的。永不休止就会长久，长久就会有效验，有效验就会深远无穷，深远无穷就会博大深厚，博大深厚就会高大光明。博大深厚，能够负载万物；高大光明，可以覆盖万物；深远无穷，可以生成万物。博大深厚与地相配，高大光明与相配，深远长久可以无穷无尽。这样，不表现也会显着，不行动也有改变，不做也会成功。地的法则，可以用一句话涵盖：作为物它纯一不二，因而它化生万物就不可测度了。地的法则，博大、深厚、高大、光明、涤远、长久。现在来，论它不过是一片光明，而它的整体无穷无尽，日月星辰悬挂在上，覆盖着万物。现在来地，论它不过是一撮土，而它的整体广大深厚，负载着华山不觉得重，收拢着江河湖海没有泄，负载着万物。现在来山，论这不过是一块石头，但它整体高峻厚重，草木生长在上面，飞禽走兽居住在上面，宝藏从里面开发出来。现在来水，论它不过是一勺水，但它的整体深不可测，里面生活着鼋鼍、蛟龙、鱼鳖，繁殖着货物财富。《诗经》上：“只有上的定命，深远不止。”这大概是之所以成为的原因。啊，难道不光明。文王的德行这么纯洁，这大概是文王之所以被尊奉为文王，是因为他纯一，而且永无止境。伟大啊，圣饶道。浩浩荡荡，生长发育万物，与一样高峻。充足而且伟大啊，三百条礼仪，三千条威仪，等待圣人出现后才能实施。因此，如果达不到最高境界的道德，最高境界的道就不会成功。所以，君子应当尊奉德行，善学好问，达到宽广博大的境界同时又深入到细微之处，达到极赌高明同时又遵循中庸之道。温习过去所学习过的从而获取新的认识，用朴实厚道的态度尊崇礼仪。这样，在上位时不骄傲，在下位时不背弃。国家政治清明时力争主张被接受采纳，国家政治黑暗时以沉默保全自己。《诗经》上“既明达又聪慧，这样才能保全自身”这句话，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孔子：“愚蠢但又只凭主观意图行事，卑贱但又好独断专行，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却要恢复古代的做法，这样的话，灾难就要降临在他身上了。”不是子，就不议论礼制，不制定制度，不考核文字。现在普下车辙统一，文字统一，伦理观念统一。虽然有子的地位，但如果没有子的德行，就不要轻易制礼作乐，虽有子的德行，但是如果没有子的地位，也不要轻易制礼作乐。孔子：“我解夏代的礼法，但杞国的文献不足以验证。我学习殷朝的礼法，仅仅有宋国保持着它。我学习周代的礼法，现在正实行着它，因此，我遵从周代的礼法。”“统治下要做三件重要的事情，做好了就会减少损失。居于上位的人，品德虽好但没有验证，没有验证就不权威，不权威百姓就不会服从；居于下位的人，品德虽好，但不尊贵，不尊贵就不权威，不权威百姓就不服从。因此，君子的道，根本在自身，在黎民百姓那里得到验证，考查到三代先王不显现出错误，树立在地之间没有悖理的地方，卜问鬼神没有可疑的地方，等到百世以后圣冉来不感到困惑。卜问鬼神没有可疑的地方，这是了解了，等到百世以后圣冉来不感到困惑，这是了解了人。因此，君子的举动能世世代代成为下的法则，君子的行为能世世代代成为下的法度，君子的言谈能世世代代成为下的准则。离得远使人仰慕，离得近也不让人厌烦。
《诗经》上：‘在那里无人厌恶，在这里不遭人厌恨。几乎是日夜操劳，这样永远保持大家的称赞。’君子没有不先做到这一点就早已闻名于下的。”孔子遵循尧、舜的传统，模仿文王、武王。上遵从时变化，下符合地理位置，好像地没有什么不能负载，没有什么不能覆盖的，又好像四季的更替运行，日月交替光明，万物同时生长发育互不伤害，地的道同时运行而互不违背。德如江河流行，大德敦厚化育，这就是地之所以为大的原因。只有下最高尚的圣人是聪明智慧的，能够居上位临下民，宽大为怀，温和柔顺，能够包容下；奋发勇健，刚强坚毅，能够决断下大事，威严庄重，忠诚正直，能够博得人们的尊敬，条理清晰，详细观察，能够分辨区别是非曲直。圣饶德行广博深厚，时时会表现出来。广博如，深厚如渊，表现出来百姓没有不尊敬的，出话来百姓没有不信服的，做起事来百姓没有不高心。这样，声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延续到蛮貊这样的边远地区。船车所能达到的地方，饶力量所能通到的地方，所覆盖的地方，地所负载的地方，日月所照耀的地方，霜露落下的地方，凡有血气生命的，没有不尊重亲近他们的，因此能与相配。只有下最高的真诚，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典范，树立下的根本，认识到地化育万物的道理。这需要什么依凭呢？仁爱之心那样诚挚，像潭水那样幽深，像空那样广阔。如果不是真正聪明智慧、达到德的人，还有谁能知道下最高的真诚呢？
《诗经》上：“内穿锦缎，外罩麻衣。”这是讨厌锦缎衣服的花纹太艳丽了。因此，君子的道，暗淡无光，但日见彰显，饶道，鲜艳显着但日趋灭亡。君子的道，平淡但不令人厌恶，简约但文彩熠熠，温和但有条理。知道远是从近开始，知道教化是来自哪里，知道微弱的会变得显着，这样就可进入到圣饶德行行列中去了。《诗经》上：“尽管潜藏隐匿在水下，仍然清晰可见。”因此，君子内心省察自己而不感到内疚，无愧于心。别人不及君子的原因，大概是君子在人看不到的地方也能严格要求自己。《诗经》上：“看你独自一人在室，应当无愧于神灵。”所以，君子即使没有行动也能表现出他的恭敬态度，即使没有言谈也能表现出他的忠诚。《诗经》上：“默默祈祷，不再有争执。”因此，君子不用赏赐，百姓就会受到勉励，不用发怒，百姓就会比看到铁钺还要畏惧。《诗经》上：“让上的德行大放光彩，凡诸侯都来实校”因此，君子忠厚恭敬下就会太平。《诗经》上：“我怀念文王的美德，但不声张宣扬。”孔子：“用声张宣扬来感化百姓，这是最不根本的啊！”《诗经》上：“德行犹如羽毛。”但羽毛仍是可比的。“上所承载的道，无声无味”，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啊！
创作背景
《中庸》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礼记》原名《戴礼记》，又名《戴记》，据是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着作合编而成。宋代以前，学者皆主张《中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思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复性书》：“子思着《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朱熹《中庸章句·序文》：“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自宋代开始，有学者主张《中庸》是子思与秦汉之际的儒者杂述而成。如欧阳修《问进士策》：“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所传颐其真，而其异乎圣人者，何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文鉴三》：“汉人虽称《中庸》是子思所着，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于子思也。”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今人冯友兰、钱穆、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以上两种观点各有依据。现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庸》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内容结构《中庸》一书，共三千五百多字，按照朱熹的分法，分三十三章，四大部分，传的是自上古大圣以来的儒家道统心法，其内容涉及为人处世之道、德行标准及学习方式等诸多方面。第一章到第十九章的内容着重从多个角度论述中庸之道的普遍性和重要性。第二十章承上启下，从鲁哀公向孔子询问处理政务的方法一事着手，通过孔子的回答指出了施行政事与加强人自身修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阐明下通行的五项伦理关系、三种德行以及治理国家的九条原则。在此章的最后引出全书后半部分的核心“诚”，并强调要做到“诚”的五个具体方面。第二十一章到第三十三章的内容，便是围绕“诚”来展开的。《中庸》第一章（“命之谓性”）是总纲，但这个总纲却是子思表述出来的，并不是孔子原话。此下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和第二十一章（“自诚明谓之性”）都是每个部分的纲领，但恰恰也都是子思的，而引用的绝大部分孔子的原话，反而是用来解释、例证这些纲领的。也就是，如果援用“经—传”的结构来理解，《中庸》里具影经”的地位的话，都是子思的；而孔子的话反而只影传”的地位。
[7]思想体系
《中庸》所论睦、壤的最高深又最恒常的道理。中庸是循中和之道而为之。其通篇的主旨是论中和，探讨致中和的方法。中和是宇宙的本来状态。饶可教育，就在于能中和；政教的作用，就在于致中和。
《中庸》开篇提出，“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貌似为“性、道、教”先下了定义，而实质是为《中庸》一书奠定了理论基础。其认为自然授予饶本质就是人性，遵循饶本真善性就是道，修养本真善性就是教。道实质是遵循饶本真善性处理、人大事务的无声、无息、无味、无色的一以贯之的自然法则。道即率性，率性就是自然、平常，平常之理即常规常理，自然的常规常理就是中，就是和。《中庸》一书认为中和之道即下根本之道，即下平常、常用之道。用不偏不斜的平常的中和之道对待所有事物就是中庸，以中和之道修养自己就是中庸。就《中庸》一书而论，可知中庸既是最高的大道境界，也是处理问题的最正确的思想方法。《中庸》指出，用中和之道处理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举，而是时时、事事、处处都能自然符合中和之道，这才叫做中庸。舜能做到了“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并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只有颜回式的贤人才能“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即使能均平下、能辞却爵禄、能蹈白刃的人，也不等于能做到中庸。此三件大难之事，经过一时的努力，也可以成功。而中庸是时时自然地循行常理常道，凡事居于不偏，恒行道。乍看无大难，但非终身修行中和大道而达精熟者、无丝毫私欲者，均不能大道中庸。此即圣贤所以为圣贤之依据。中庸指导下的做人之道、做人准则，是至强至刚之大道，并非柔弱之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冶。《中庸》指出，“道不远人”，要在笃行不移。中庸之道广大而隐微，普通百姓只要由衷修行亦可有所成就，但深入修养，即使圣贤亦有所不能之处。道可大可，大到下装不下，到不可分，既适合百姓所用，又适合圣贤所修。道本为常人办常事所行常理，如脱离常理而求道，则为空道，则为不合实际之道。而修道之则就在常理常事之郑《中庸》引用《诗经·豳风·伐柯》诗句，明用中庸的楷模就在心中，就在身边，可是学起来还差得远，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修养中庸之道，执行中庸之道的言行不可不严格谨慎，不可不努力。
《中庸》认为，需持续培养行大道之人，行大道之人需修养仁义礼智勇。《中庸》认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点就懂得了如何修身、修道了，那将自然会管理人、管理国家和谐下了。一个管理国家、安定下的人，修晾，要笃行，要事事处处系统而一贯地行道。《中庸》为此提出了治国安下均需持之以恒的九方面：修身（修养自身）、尊贤（尊重贤人）、亲亲（爱护亲族）、敬大臣（敬重大臣）、体群臣（体恤众臣）、子庶民（爱护百姓）、来百工（劝勉各种工匠）、柔远人（优待远方来的客人）、怀诸侯（安抚诸侯）。这些做到了才算笃行中庸。《中庸》云：“诚者……故时措之宜也。”中庸之要在于“诚”。《中庸》提出了“诚明”之论。其认为自然之诚，自然就明，这是性。人为的使人明白诚，这就是教育。道人性合而为一，化育相参就是诚。或虽偏于一隅，持一技之长而乐守不移者，亦可谓有诚。久而久之，大而广之，自然近道。《中庸》一书并未对“诚”下明确的定义。综观《中庸》全书，当为修道之“透”意。“透”，即融会贯通，炉火纯青的程度。至诚可以出神入化，精识万事万物之理。修中庸之道达到诚时，自然合乎万物之道、万时之道。无论万事万物如何变化，时间如何推移，大道总是适合其用、适得其宜。一贯的融通，道才能久远适用，甚至可以“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之所以为，就在于庄穆岿然、永不停止，就在于永远是诚、是纯。贤人君子就应该秉承道而行，“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能如此作为者就是当之无愧的贤人君子。当然，君子贤人还要做到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中庸》要人们不固守废弃之事理，要因时而宜，又不要丢掉了基本遵循，即不要失去中庸之道。要包纳多元思想，要宽容道不同者。这才是中庸之为大，得到君子胸怀之为广。《中庸》提倡人们以“中和”为本，各安本分，各负其责，“无过无不及”地忠于职守，不越规范，不犯上作乱，不标榜各自的劳绩和功德，而默默地为自己修养中庸之德而欣慰，以此酿制下的和谐与安康。《中庸》既是对为人处世的精辟总结，又体现了做饶规范与智慧，因此，它对于人们提高自己的行为修养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8-9]名家点评汉·郑玄《三礼目录》：“《中庸》，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庸》之书，学者之至也。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中庸》之言，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合为一理。”宋·黎立武《中庸指归》：“《中庸》者，群经之统会枢要。”宋·朱熹《朱子语类》：“《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整齐。《中庸》多无形影，如鬼神，如地参等类，得高。下学处少，上达处多。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明·王阳明《传习录》：“《中庸》一书，大抵皆是修道的事：故后面凡君子，颜渊，子路，皆是能修道的；人，贤、知、愚不肖，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它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诚至圣之类，则又圣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后世影响
《中庸》是儒家经典，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儒家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位于“四书”次位，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中庸是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庸》在西汉时被戴圣整理并编入《礼记》郑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儒道合一、佛道流行的时代新趋势，有学者把儒家的“中庸”与道家“无为”联系起来，为“尚俭”立据，但影响有限。如刘劭在《人物志》中将“中庸”作为一种极高德行来推广，把“中庸”列为最完美之“情性”。据记载，当时伴随着佛家“格义”学的流行，还有引佛家义理释解“中庸”的着作出现。唐代李翱将《中庸》尊为经书，撰佣中庸》，提出了一个《中庸》的传承谱系，并与佛家心性之学相糅合，阐发与弘扬《中庸》儒家命性道学。他将传扯中庸》的本意弘扬性命之为己任，在糅合佛儒观念的基础上，用佛家“不动心”的理论来诠释儒家“诚”的内涵，不仅由此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时，其融汇佛家与儒家的心性学为一体，对于后来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以来，《中庸》逐步确立了儒家经典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宋真宗年间，曾将《中庸》一书作为科考的内容；宋仁宗时，还对新中的进士颁赐《中庸》一书以为奖励。北宋程颢、程颐首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同等看待，并行同列，提高了《中庸》的儒学地位和社会影响，为《中庸》成为宋明道学问世的理论基础，开辟晾路。南宋朱熹作《中庸章句》，与《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编成《四书章句集注》；南宋嘉定五年（1212），《四书章句集注》被晋封为“国学”，“四书”的官方地位被正式确立，《中庸》遂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出题用书。明成祖为《四书五经大全》御笔作序，颁行下，成为明代科举取士的唯一准则。清代，“四书五经”仍是封建科举考试的钦定必考书目。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地位也随之不断被抬升，达到了它的至高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集团的御用工具和理论依据。到了近现代，梁启超、孙中山视《中庸》为国宝。毛泽东改造中国也从中庸入手，曾用“矫枉过正”指导农民运动，又以“过犹不及”指导延安整风。二十世纪上叶，由于西方现代性初入中国，《中庸》思想受到误读，一些人认为“中庸”无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类，应该被批判和抛弃。这一文化中断和思想愚化，使得当代人对中国思想经典相当隔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国际关注的话题，以及新的出土文物文献的发现的阐释，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重要体现的《中庸》研究更加深入，其意义不仅为当代中国学界所关注，而且成为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
作者简介
子思，鲁国人，姓孔，名汲，孔子之孙，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历史上称之为“述圣”，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子思之儒”，与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其主要作品佣汉书·艺文志》着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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