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来到，张遂昌准备今年“大战”李光宇，即使不服，但起码要做出一份检查，就算不做书面检查，也要有口头表示，服个软。可我打从认识他那起，就看不起他这个人，“好好跟他学，等你学会了就让你管玉器厂，让他管东坝”，这是我认识他时，他对我的第一句话，也是我离开翠钻组后的第一位直接领导人教导我的第一句话。最后的结果真是应了那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想让我玩完，没地方安排，把我调去管东坝了，但没想到我的道行更高，管东坝也管出了那么大彩儿来。他失落了，心有不甘，还想着继续“战争”下去，但1月8日周总理逝世、四五事件、6月30日朱老总离去、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主席永远离开了我们、十月春雷等一系列事件打乱了张遂昌想要继续“战争”的步伐。结果是，来年他被调离玉石科，到金饰科任科长去了。
在单位里面与领导的斗争是永远不会取得胜利的。随着新的一年开始，批判会虽然开不起来，但大家的心里劲儿都从暗处转到了明处，活儿干到这个份上，也就没多大意思了，与东坝的同志琢磨新样品时，他们都会下意识问一句“和他了吗？别又费力不讨好!”我道：“他什么也不懂，了又如何？”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我渐渐地萌生退意，由于性格使然，又不可能放弃工作，上级领导那么欣赏我，同志们又是那么信服我，真是举步维艰！就在此时，我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出现了，他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今后。
这位“贵人”名叫徐贵，我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去广州时，就是和他一起坐的火车。他此时是银饰科领导下的一个独立的业务组长，这个业务组叫作机制组，主要负责销售北京证章厂、上海徽章厂、南京金属工艺品厂等制造的机压产品，主要是一些像纪念章一样的东西。一般的纪念章是涂漆，好一点的纪念章涂的是树脂，更好的则烧的是景泰蓝的蓝料。这个机制组虽然归银饰科管理，但业务上却是独树一帜，是科内的独立组。
后来东坝的业务转向了，在大批人员转到磨玉的同时，有一部分人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农村发展了银蓝和景泰蓝工艺的首饰配件，如元珠、各种异形珠等。但当时东坝没有销售任务，这些东西生产出来后，由谁销售就成了问题，我在组织花串生产时用了一部分，但我的花串也不能以铜材质为主呀！后来经理协调，就由老徐的机制组配合销售，但这已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老徐的机制组里，有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的业务组、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商品员、还有人数不等的下厂员，经过两年的经营，它从简单地销售纪念章、瓶形挂坠到可以做一些手镯、项坠等商品，同时还培养了自己的客户，眼看着这个组已逐步独立完成出口任务。两年来，我经常和他们组一起拼车从东坝往公司拉货，在车上聊着各自的业务，相谈甚欢，非常投缘。时至今年的6、7月份，在一次从东坝往公司拉货的路上，老徐对我：“听了你们玉石科那点事，你要是干着不舒心就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这儿新人多，都往业务那边凑，可货源这一块就没有个上心的人，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搞。这些年你搞货源的能力，在全公司都是有目共睹的，到我这来，尽情搞你的货源，省的跟他怄气！”听了老徐的话，我犹如在三伏里喝了一杯冰凉的盐汽水一样解气，连忙道：“那可就太好了！您看我什么时候过去？”老徐：“看把你急的，咱们公司的人员调动工作可比业务难多了。我这里要你肯定没问题，但我们归银饰科党支部管理，得把这层关系打通，另外玉石科那边也得先下个毛毛雨，让他们的书记和‘那位’都同意你走，你才能有动作。你在动作之前，要先找到赵经理和苏经理，争取到他们的理解，然后再打书面报告给管人事的党委副书记，等到银饰科书记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再签字。”听完老徐的话，我不禁道：“我是一块什么材料呀！值得这么大动干戈！” 通过老徐的谈话，我了解到一些公司人员流动的关键，我心想，玉石科的老左和张遂昌要是犯坏，以工作需要为名不放我走，那可就是最恶心的事了。虽然想走，但在没提出这个想法之前，我在工作中不能有任何变化。我感觉非常为难，继续好好干，怕到时候人家不放我走，不好好干又不是我的秉性，父亲曾经教导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不愿让人戳我脊梁骨。到底在什么时间向玉石科的领导提出请调的事情，我一直犹犹豫豫，一筹莫展，但手里的活又不能偷懒，再加上灾人祸，一来二去这事就耽误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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