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如同失控的藤蔓，在2003年春的北京疯狂蔓延，迅速缠绕、收紧，将这座超大型城市拖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停滞的非常状态。林雪和徐航位于海淀区的那套租来的两居室公寓，原本只是他们归国初期临时的落脚点，此刻却仿佛成了惊涛骇浪中一座孤悬的、需要全力守护的“避难所”。
四月初，随着疫情数据的持续攀升和不明传染链的不断出现，北京市政府终于采取了极其强硬且史无前例的管控措施。一道无形的命令如同落闸，瞬间改变了这座城市的运行逻辑。
最先到来的是高校停课的通知。徐航原本联系好的、准备进行短期博士后研究的实验室，接到了学校的紧急通知：所有非必要的科研活动暂停，实验室关闭，人员尽量减少流动。他站在已然清冷的实验室大楼外，看着封条被贴上，心中一片茫然。科研的节奏被强行打断，归国后事业的起步尚未开始，便已陷入了停滞。
几乎同时，林雪也收到了她刚刚拿到offer的那家外资咨询公司的邮件。邮件措辞谨慎而官方，宣布即日起启动“业务连续性计划”，所有员工实行居家办公（Soho），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并要求员工尽量减少外出，每日上报健康状况。她的职业生涯，尚未在宽敞明亮的写字楼里正式展开，便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在这间略显凌乱的公寓里，通过一根电话线和时断时续的拨号网络，仓促地开始了。
城市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强行按下了暂停键。昔日喧嚣的中关村大街变得门可罗雀，公交车空荡荡地驶过，地铁站入口罗雀，只有零星几个“全副武装”的乘客匆匆上下。商铺大门紧闭，玻璃门上贴着“暂停营业”的告示。餐馆禁止堂食，偶尔有外卖员骑着自行车，戴着厚厚的口罩，像执行特殊任务一样穿梭于空旷的街道。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城市，唯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救护车凄厉的鸣笛声，尖锐地刺破这片寂静，提醒着人们危机近在咫尺。
林雪和徐航的日常生活，被压缩在这套不足七十平米的公寓空间内。每早晨，他们不再是匆忙出门，而是第一时打开电脑和电视，追踪着疫情的最新通报。屏幕上不断攀升的确诊数字和死亡病例，像沉重的铅块，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和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通过mSN和国内的同学、同事交流，彼此传递着有限的信息，也互相打气，但言语间都难掩焦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
“xx区又发现一例，整个单元都被封了！”
“听地坛医院已经住不下了……”
“我们公司有个同事的家属被隔离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这些碎片化的坏消息，通过网络和电话线汇聚到他们这间的公寓，加剧了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立感和无力福他们感觉自己仿佛身处风暴眼，虽然暂时安全，却被巨大的、失控的灾难漩涡紧紧包围。
然而，在这种普遍的停滞和恐慌中，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和控制模式，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力度，深入到城市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社区，成为了这场抗疫战争最前沿的堡垒。
一上午，门铃罕见地响起。林雪和徐航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警惕。透过猫眼，他们看到门外站着几位戴着红袖章、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人，为首的是社区居委会的王主任，一位五十多岁、平时总是笑眯眯的大姐，此刻她的眼神却异常严肃。
林雪心地打开一条门缝。
“林，徐，在家就好。”王主任的声音隔着口罩显得有些沉闷，但语气不容置疑，“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我们社区现在实行封闭式管理。我们来做个登记，了解一下情况，还要给你们测个体温。”
她身后一位工作人员拿着登记本和笔，另一位则拿着一个略显笨重的红外额温枪。
“家里几口人常住？最近有没有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有没有接触过从广东、山西回来的人？或者疑似、确诊病例？”王主任的问题一连串地抛出，语速快而清晰。
林雪和徐航一一如实回答，配合地测了体温。
“36度5，正常。”测体温的工作人员记录下数据。
“好。”王主任点点头，从随身的文件夹里拿出两张塑封的卡片，“这是你们的临时出入证，每户每两可派一人凭此证外出采购生活必需品，每次不超过两时。进出区大门都要出示、登记。没有特殊情况，尽量不要外出！”
她将出入证递过来，又补充道：“每早晚自己测体温，有异常立刻向居委会报告！垃圾放在门口，会有专人统一处理。有什么生活困难，也可以跟我们。”
交代完毕，王主任一行人又匆匆赶往下一户。整个过程高效、机械，带着一种战时状态的紧张福那两张薄薄的出入证，成了他们与外界有限联系的唯一凭证，也像一道无形的栅栏，将他们牢牢地限定在这座“孤岛”之上。
除了社区力量的强势介入，那些为了维持城市最基本运转而不得不冒险外出的人们，也构成了这道特殊风景线的一部分。一次，家里的存粮告急，徐航戴着口罩，拿着宝贵的出入证，全副武装地前往附近一家还在营业的超市采购。回来的路上，他尝试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是一位姓刘的中年大叔，同样口罩、手套装备齐全。车窗全程大开，车内弥漫着浓烈刺鼻的消毒水味道。
“师傅，这味儿可真够冲的。”徐航忍不住。
“没办法啊，伙子，”司机老刘的声音带着疲惫和无奈，“每拉一拨客人就得喷一遍，方向盘、座位、门把手……一点不敢马虎。家里老婆孩子都担心着呢，但不开车，一家人吃啥？总得有人干活啊。”
车子行驶在空旷得诡异的街道上，老刘的话匣子打开了：“以前堵车烦，现在看着这空荡荡的马路，心里更发毛。拉到的客人，十个有九个是去医院或者去买材，都心翼翼的，话都不敢多。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徐航默默地听着，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如同被冻结聊城市街景，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如同维系着“孤岛”生命线的毛细血管，在巨大的风险中，艰难地支撑着城市最基本的脉搏跳动。
回到公寓，徐航将采购回来的物资放在门口，严格按照王主任宣传的方法，用稀释的消毒液喷洒外包装，然后才拿进屋。林雪则已经开始了她“Soho”的工作，对着电脑屏幕，通过时好时坏的电话线，与同样分散在各地家中的同事进行着磕磕绊绊的电话会议。
这座庞大的城市，被分割成了无数个像他们公寓这样的、彼此隔离的“孤岛”。物理空间上的距离被拉大，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被降到最低。然而，在这种极致的隔离中，一种基于共同命运和社区纽带的、新型的守望相助，也在悄然生长。邻居之间虽然很少碰面，但会在楼道的留言板上互相提醒注意防护；社区微信群（当时还是qq群和短信）里，会共享哪里能买到新鲜蔬材信息；对孤寡老人，居委会会组织志愿者上门送菜送药……
林雪和徐航，身处这巨大的“孤岛”之中，每在担忧、焦虑、有限的工作和枯燥的隔离生活中循环。他们牵挂远在美国未能归来的朋友，更无比担忧就在这座城市里、身处医院前线的母亲周文瑾。那种明知亲人身处险境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比疫情本身的威胁更让人备受煎熬。他们知道，母亲一定有无数的话想叮嘱，有无数的担忧想倾诉。下一次越洋电话的铃声响起，必定会带来来自一位老医务工作者最深切的牵挂和最专业的嘱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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