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梁山后，又忙碌了好几，各营叙功完毕，山寨又多了三位头领。
王伦带着两位军师、四位骑兵头领，再次向史文恭发出了入伙邀请。既然王伦已经给足了他面子，史文恭扭捏了一番，也就答应了。
连师兄都已经入伙，他又没个去处，况且这一次跟随出征大名府，梁山一众头领也不曾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毕竟先前有个与他类似的栾廷玉，史文恭内心底对梁山，已经没有什么抵触了。
只是在欢迎三位新头领入伙的晚宴上，卢俊义格外诧异，他一直以为，师弟史文恭在梁山很受重用呢！
史文恭换了身份，心情也变得舒畅了起来。他少年时受师父指点，师父就时常用卢俊义举例子，你师兄如何如何。有这么个优秀的师兄，就仿佛是别人家那个父母口中样样都比自己强的孩子，让史文恭压力格外的大。
现在他与卢俊义站在了同一起跑线，过往的身份、地位全部都抛开了，史文恭面对卢俊义时，那一份不由自主的低姿态也就渐渐消失了。
于是卢俊义被任命为梁山马军骑兵第七营指挥使，第二营的邓飞转任第七营副将；史文恭出任骑兵第八营指挥使，苏定为营副，同时兼着马军新兵营的教官。
步兵头领也随之进行流整，武松转任第九营指挥使，魏定国为营副；石勇从第三营转调第二营为营副。
这样梁山就再度扩军，骑兵扩充到八千人，步兵包括工程营在内扩充到一万人，水军陆战营则扩充到两营，分别由欧鹏、单廷圭出任营指挥使，水军就扩充到了六千人。
水军有这样的规模，一来是梁山发展到现如今，山寨对外运输，主要依靠水路；二来则是王伦与三位军师商议后，若以后下局势有变，则可以借助水军自登州北上，无论是攻打金国后方还是辽国的南京道，都是非常便利的。
梁山扩军到二万四千人，分为二十四个营，王伦却没有从大名府投降的官兵中挑选太多俘虏，只是将一些愿意上山的作坊工匠们搬回了山寨。
王伦并没有任何地域歧视，但大名府的兵，不但是他，山寨的许多头领们都不怎么敢用。
原因无他，大名府这地界，在唐朝时有个更响亮的名称：魏博镇。所谓“长安子，魏府牙军”，自“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就在事实上成为了半独立的藩镇势力。
王伦曾经认真研究过，在他看来，魏博牙兵，就是魏博镇本地百姓通过参军，形成霖主军官阶层，又通过彼此联姻、亲戚、师生等诸多关系，形成了盘踞本地、在大唐强横百余年的牙兵武装军事集团。
五代十国的乱世过后，河北、河东民间习武的风气仍旧不减，这一风气也影响到了邻近的京东两路。
但经过唐末五代的洗礼，又经过赵匡胤对武夫的刻意打压，河北牙兵集团基本已经被物理肉体消灭，但仍旧存在着广泛且普遍的世代传习弓马刀枪的地主武卒阶层。
从某种意义上，大宋朝开国时来自河北、河东的官兵，仍旧保留了唐朝府兵的一丝丝味道，以军功换取升阶，甚至宋太祖、宋太宗前期时的北方宋军，不愿意打残酷的攻城战，而更喜欢打野地对冲的大战。
可惜宋太宗雍熙北伐惨败，不但葬送了宋太祖一手组建的北方精锐军队，而且彻底断送了河北、河东武卒阶层的传常
似卢俊义这样的富家子弟，仍旧习武，也只是因为民间风气得以保留，但大宋朝罪犯充军、流民充军导致的“冗兵”，也让民间对当兵很是抵触，就出现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
故而大名府多的是老兵油子，王伦也不愿意用朝廷的投降官兵，宁肯自己招揽周边百姓和流民，自己练兵。
他可以接纳呼延灼三将、宣赞带来的禁军中的一部分降卒，是因为这些士兵至少还敢战，但即便如此，官兵降卒在梁山军队中的人数比例也不甚高。
王伦敢再度扩军，是因为从大名府的缴获实在太丰厚了，光是唐斌从牧马监的马场，就搜拢了近五千匹战马，另有四千左右的驮马。
再加上将大名府供应河北西路诸州县的军工作坊搬了个空，王伦现在觉得自己一下子有底气了，若非骑兵还需要从头操练，他就是再扩个二千骑都是可以的。
难怪宋江版的梁山，在打下大名府后，为解决晁盖的遗言继承人问题，宋江就敢与卢俊义分兵，同时攻打东平府、东昌府，也就是京东西路的郓州、河北西路的博州两地。
王伦这一次觉得，只等消化了大名府的缴获，梁山也该向外活动一下了，趁着周边的州县被打服，趁着高俅那里暂时没有动静，这么好的时机，必须得以战练兵啊！
但扩军不是一句话的事情，训练完毕的新兵分配、从各营抽调部分老兵进入新组建的各营、要继续招募新兵入营，要将大名府搬迁而来的作坊、工匠等妥善安置，这些都需要王伦去操心。
用了大半个月，好容易将事务初步安置妥当，王伦正要与几位军师和头领们商议梁山下一个攻打的州县目标，青州方向却出事了！
一支从登州返回的商队，带回来一个坏消息：二龙山被青州官兵攻打包围了起来！
王伦将杨林写的一封求救信自己看了一遍，顿时皱眉怒骂：“也是个不教人省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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