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过后的春寒比冬还冷，我把穿了三年的棉鞋扔进洗衣房，鞋跟处的线头早散完了，露出里面藏存款单的夹层，布料磨得薄如蝉翼，能看见当年缝进去的补丁
——刘强的校服、伟的秋裤、老王的白衬衫，针脚密得像我们攒钱时的日子，一挨着一，却攒不住儿子们的贪心。
“李奶奶，您儿子们在会议室等您。”
陈的语气不对劲，会议室里坐着刘强、伟，还有几个没见过的亲戚，像极帘年菜市场的同行凑在一起商量涨价。
李梅和张芳坐在最前面，指甲都没涂色，倒显得手白得刺眼。
“妈，我们找了亲戚作证，”刘强掏出泛黄的账本，上面记着这些年给我们的“赡养费”，字迹歪扭，像他学时没写完的作业，“您要是不把存款拿出来，我们就……”
他没完，伟接话：“就去法院告您，您虐待儿子。”
会议室的灯白得发冷，照得他们的影子贴在墙上，像两棵长歪聊树。
我盯着账本上的数字：两千、两千、两千，每月准时得像菜市场的电子钟。
而账本的背面，是我记的账：刘强买房五万，伟结婚十万，孙子孙女的压岁钱每年六千，还有老王每次住院的押金……数字比他们的多得多，却被墨水浸得发皱，像被揉烂的存款单。
“好啊，”我摸出床头柜里的存款单，两张纸在春寒里发出脆响，“一人四十万，拿去吧。”
李梅的手刚碰到单子，我突然松手，纸片飘向开着的窗户，养老院的铁栅栏在下面闪着光，像极帘年豆腐摊的铁皮炉子。
“妈！”两个儿子同时扑向窗户，张芳的金镯子刮到桌角，李梅的美甲勾住了窗帘。
我看着存款单飘落在香樟树下，被春风吹得翻卷，“市养老院”的红章时隐时现，像极了我们卖豆腐时，豆浆表面结的那层豆皮——薄如蝉翼，却裹着一辈子的热与凉。
散会时刘强蹲在地上捡存款单，手指捏住被风吹皱的边角，像捏住我们二十年的血汗。
伟站在窗边，望着楼下的铁栅栏，没话。
我走回房间，看见洗衣房的阿姨正搓洗我的棉鞋，鞋跟的补丁在水里漂着，像一片枯黄的落叶。
老王的轮椅停在走廊尽头，对着墙笑——墙面上不知谁用粉笔画了个豆腐摊，歪扭的三轮车上堆着方块豆腐，就像我们年轻时的梦，简单却温暖，而现在，梦碎了，只剩春寒里的存款单，飘向看不见的远方。
腊澳霜比往年重，养老院的铁皮栅栏结满冰棱，像极了那年伟摔断胳膊时，诊所窗外挂着的冰柱子。
我攥着缴费单站在财务室门口，四千二的数字在霜光里发白，像老王咳在帕子上的痕迹。
“李奶奶，您儿子们三个月没打款了。”张姐的计算器敲得人心慌，“再拖下去，得搬去走廊加床了——这是新出的《养老机构入住协议》，拖欠费用超过六十，我们有权终止服务。”
棉鞋里的存款单边角硌着脚踝，那是上个月刚换的新单子，收款人写成了“王建国医疗专用”。
想起三个月前，刘强在电话里“梅梅跟人跑了，我现在住桥洞”，伟“张芳把金镯子当了，孩子学费还差五千”，他们的声音混着北风，比霜还冷。
其实我知道，李梅的朋友圈还在晒新做的美甲，张芳的金镯子在商场的玻璃柜里闪着光，而我们的存款单，早就在他们的算计里，成了可以分割的数字。
老王躺在轮椅里对着白墙发呆，“那年强子带对象回家，”他突然开口，“咱把存了半年的猪排骨炖了，他对象‘阿姨，您这棉鞋该扔了’。”
我摸着鞋跟处的补丁，那是用伟穿旧的秋裤改的，针脚里还卡着豆渣。
现在猪排骨早没人爱吃了，他们只盯着我们的存款单，就像盯着案板上的豆腐，想多切走一块。
中午来了辆宝马车，李梅从副驾驶下来，指甲涂着新的祖母绿，比当年削苹果时还要亮：“妈，我再婚了，老公是开超市的，”她甩着铂金包，香水味盖过了豆腥味，“他可以接您和爸去住，前提是……”
话没完，张芳骑着电动车冲进来，头发上沾着雪花：“妈，伟出车祸了，现在在急诊室，司机要赔二十万……”
她们在走廊里吵起来，李梅的高跟鞋跺在瓷砖上，张芳的电动车钥匙刮出刺耳的响，像两把刀，在我们的亲情上划来划去。
我望着她们，突然想起1997年冬夜，刘强发烧40度，伟在旁边哭，我和老王轮流背着他往诊所跑，棉鞋踩在雪地上吱呀作响。
现在诊所早拆了，换成了高楼，而儿子们的病痛，都成了要钱的借口。
霜花落在财务室的玻璃上，结成冰花，就像我们的心，在一次次的索要中，结成了冰，再暖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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