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的桃花开得正艳，粉白的花瓣落进平江路的河水里，随波打着旋。往日里只闻书声的顾府祠堂，今却传出了“噼里啪啦”的算盘响——这里被改成了“江南新式学堂”，朱漆大门上挂着块新匾额，写着“格物致知”四个隶书大字，落款不是哪朝状元，而是前顾氏族长顾砚秋。
此刻，顾砚秋的长孙顾文轩正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根粉笔，在黑板上写着阿拉伯数字。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学生制服，领口系着领结，头发剪得短短的，完全没了往日士族子弟的长衫气。台下坐着二十几个学生，有士族家的少爷姐，也有商户、工匠的孩子，都捧着印着“算学入门”的课本，听得聚精会神。
“这道题，”顾文轩敲了敲黑板上的应用题，“从苏州到上海的铁路长二百里，火车每时辰走五十里，问几个时辰能到？”他话音刚落，商户家的儿子就举起手：“先生，四个时辰！我爹上周坐火车去上海，就是这个数！”
顾文轩笑着点头，眼里的光比窗外的桃花还亮。三年前，他还是个捧着《论语》摇头晃脑的贵公子，觉得算学、格致都是“匠人之术”，登不得大雅之堂。直到去年跟着父亲去铁路公司见习，看见工程师用公式算出桥梁的承重，用外语和西洋商人谈成了铁轨生意，才突然明白：“以前学的‘之乎者也’，换不来蒸汽机车，也换不来百姓的好日子。”
学堂的侧厅里，几个士族子弟正围着一台显微镜。这是顾文轩托人从西洋买来的，镜片下，一滴水里面的微生物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格致课讲的‘细菌’？”前礼部尚书的孙女柳玉茹捂着嘴惊叹，“难怪先生，喝生水会生病，原来是这些东西在作怪！”
旁边的实验台上，摆着从北境机器局借来的蒸汽机模型。工匠家的儿子正试着转动摇杆，模型“呜呜”地喷出蒸汽，带动轮子转起来。“这要是放大了，就能拉火车？”他眼睛瞪得溜圆，手在模型上摸来摸去，“比我爹修的织布机厉害多了！”
顾砚秋站在廊下，看着这一幕，手里的旱烟杆半没点着。他想起十年前，族里的子弟连走出苏州城都觉得掉价，更别和商户、工匠的孩子同窗共读。可现在，顾文轩教算学，柳玉茹学外语，连最守旧的张御史家的孙子，都在研究西洋的电报机，要“让苏州的消息三传到京城”。
“顾老先生，”学堂的杂役老刘端来一碗茶，他以前是顾家的佃户，现在负责给学生们烧开水，“您看这学堂多好！我家二子以前只会放牛，现在能算清田亩账了，将来要去农技站当先生呢！”
顾砚秋接过茶碗，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他想起去年开办学堂时，族里的老顽固们骂他“辱没祖宗”，“士族子弟就该考科举、当大官”。可他硬是把祠堂腾了出来，卖掉了一半的良田，换了课本、仪器，请了西洋的格致先生，甚至亲自去商户家敲门，“来上学吧，不收束修，管午饭”。
现在看来，这条路走对了。上个月，柳玉茹跟着商队去了广州，用外语和英国商人谈成了丝绸生意，赚的银子够学堂半年的开销；张御史的孙子画出了苏州城的电报线路图，官府看了都好，要拨款让他试着架设；连最调皮的商户儿子，都算出了新粮种的产量，帮着农技官服了不少老农试种。
傍晚时分，学生们放学了，三三两两地讨论着功课。柳玉茹拿着本外语书，正跟顾文轩请教发音，夕阳照在他们年轻的脸上，像镀了层金。张御史的孙子抱着电报机模型，跟工匠家的儿子比划着什么，两人笑得前仰后合。
“爷爷，”顾文轩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新拟的课程表，“我们想加一门‘实业课’，教学生们怎么开工厂、管账房，您看行吗？”
顾砚秋看着课程表上的“成本核算”“市场营销”，突然想起年轻时，父亲总“士族靠祖宗荫庇就能衣食无忧”。可去年查抄旧账时，他才发现，那些所谓的“荫庇”，不过是靠着权势强占民田、垄断生意，百姓背地里骂了多少代。
“加！”顾砚秋把旱烟杆往廊柱上磕了磕，烟灰簌簌落下，“不光要教，还要带他们去参观铁路公司、纺织厂，让他们知道，本事不是写在族谱上的，是在手里练出来的。”他望着远处的城墙，那里，火车的汽笛声隐约传来，“以前靠祖宗，腰杆是弯的；现在靠本事，腰杆才是直的——这才是真体面。”
顾文轩用力点头，转身跑回学堂，要去改课程表。夕阳的余晖穿过祠堂的窗棂，照在“格物致知”的匾额上，把那四个字映得格外亮。廊下的桃花又落了几片，像在为这些融进新局的年轻士族，铺一条通往更宽地的路。
夜里，学堂的灯还亮着。顾文轩在灯下备课，算学课本上的公式写得工工整整；柳玉茹在练习外语书写，字母像一群跳跃的蝌蚪；张御史的孙子则在画电报机的改进图，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这些曾经的“士族子弟”，正在用新的本事，写着属于自己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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