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校方的初次会面，正如余年所料，充满了推诿和试探。校长和德育主任态度客气，但言语间倾向于将事件定性为“学生间过火的玩笑”和“沟通不畅”。
“余律师，我们非常重视您反映的情况。”校长扶了扶眼镜，“但事情需要调查，不能只听一面之词。现在的孩子心理脆弱，也许有些误会……”
“误会？”余年平静地打断，将林晓准备好的材料再次向前推了推，“校长，这是受害者林斌在心理咨询师初步访谈下的记录（备注：已提前联系并完成），显示其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症状及创伤后应激反应（ptSd）倾向。这是三甲医院出具的伤情鉴定，明确为软组织挫伤，符合外力击打特征。这是他自己手写的、描述被长期勒索、殴打和恐吓的纸条。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学校有义务‘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并对欺凌行为‘立即制止’，并通知双方家长参与处理。我们现在是在协助校方履行这项法定义务。”
他精准引用法律条文，将“霸凌”而非“玩笑”的概念牢牢钉在会议桌上。“如果校方认为内部调查程序需要时间，我们可以理解。但同时，我们会依法向区教育局纪检监察室和基础教育科同步提交这份材料副本，并保留因校方未能有效履行管理保护职责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民事诉讼”和“侵权责任”这几个字，让校领导们的脸色彻底严肃起来。他们不怕家长闹，但怕这种程序严谨、法律依据充分的专业追究，这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考评和领导的乌纱帽。
“余律师，请别误会，我们绝对会严肃处理！”校长立刻表态，“我们马上成立调查组，今之内就找涉及的学生谈话！”
“很好。”余年点头，“为确保调查的客观公正，我要求谈话过程有全程录音，并且，我的助理林晓，作为受害者家属代表，需要在场旁观。同时，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二十条，学校应当‘受理关于学生欺凌的举报和控告’。我们现在正式提交举报，并要求在法定时限内得到书面处理结果告知。”
他的每一步都紧扣法律法规，将校方可能敷衍的空间压缩到最。校方被迫进入了余年设定的专业和程序轨道。
然而，真正的硬仗在于面对施暴者的家长。
次日下午，在学校安排的调解室里，赵鹏的父亲赵老板果然如预料般强势。他身材微胖，戴着金表，一进门就大大咧咧地坐下，斜睨了余年一眼。
“我律师，孩子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谁时候没打过架？我看就是那个林斌自己太怂，不合群！我儿子我还不知道？平时在家乖得很！”他挥舞着手臂，唾沫横飞。
另外两名家长，张科长和李师傅，则显得忐忑一些，但也在观察风向。
余年没有与他争辩，而是直接播放了一段音频。那是斌在相对放松状态下，描述赵鹏等人如何将他堵在厕所隔间，逼他下跪，并抢走他饭钱的录音（已做声音处理）。男孩声音里的恐惧和绝望，清晰地传递出来。
赵老板脸色一变，猛地一拍桌子：“偷录？这能当证据吗？你这是侵犯隐私！”
“这是在私人场所，为保护受害者权益，在其法定监护人知情同意下进行的记录，内容关乎重大人身权益，其证据效力，法庭自会裁量。”余年冷静地回应，“此外，我们已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交了现有证据。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随意殴打、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虽因嫌疑人未满十六周岁可能不予刑事处罚，但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和训诫记录，将永久留存。”
听到“报案”和“寻衅滋事”，张科长和李师傅明显慌了神。
“余律师，没那么严重吧？孩子们知道错了……”李师傅急忙道。
“知道错，体现在行动上，而不是言语上。”余年目光扫过三人，“目前，我们暂未接受调解。是否谅解，取决于以下几点是否得到完全履行：
第一，三名施暴者必须在学校德育主任、班主任、双方家长及我们在场的情况下，向林斌进行正式、公开的当面道歉，并手写保证书，承诺永不再犯。
第二，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涉及殴打他人和恐吓，即便不予执行拘留，也需要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和训诫。这笔记录，会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警示。
第三，关于民事赔偿。包括已发生的医疗费、后续必要的心理咨询与治疗费（根据三甲医院预估，至少需要一年期干预），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综合考虑侵权情节、损害后果及本地生活水平，我们提出的总额是人民币八万元。这笔钱，由三方家长按责任主次共同承担。”
“八万？！你怎么不去抢！”赵老板再次跳了起来。
“赵先生，”余年的声音冷了下来，“这不仅仅是赔偿，是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和你们这些监护人真正记住这个教训。如果无法达成和解，我们将坚持走法律程序。届时，法院判决的金额未必会比这个低，而你们的子女，将正式背负法律认定的霸凌者身份。这个标签，对于他们未来的升学、就业，会产生何种影响，你们可以自行评估。”
他停顿了一下，看向赵老板，语气变得意味深长：“此外，赵总，听‘鹏程建材’正在积极争取成为‘鼎峰建设’的合格供应商。鼎峰的王董事长，对于商业伙伴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庭教养，向来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的。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令郎的霸凌行为通过法律途径被正式确认，甚至被媒体关注……不知道王总那边，会作何感想？”
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余年之前让老周做的背景调查，在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精准地击中了赵老板最核心的商业利益。
赵老板的脸瞬间失去了血色，张着嘴，再也不出话来。他可以用耍横来对待学校和对方家长，但他无法承受商业合作崩塌的风险。
局面被彻底扭转。
在强大的法律、心理和现实利益的多重压力下，三家家长最终被迫接受了余年的全部条件。道歉仪式在校方安排下严肃进行，赵鹏等三人在铁证和压力面前，再也嚣张不起来，低着头念完晾歉信。赔偿款也很快到位。
案件看似圆满解决。林晓和斌一家对余年感激涕零。
但走出学校时，余年脸上并无多少喜色。他对身旁的林晓：“你看，解决一个问题，往往需要动用问题本身之外的力量。法律的、心理的、甚至商业的。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寄希望于校规或者对方的良心，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林晓若有所思：“我明白了，余老师。专业、策略和力量，缺一不可。”
“嗯。”余年望向远处操场上奔跑的学生，语气低沉，“我们帮斌讨回了公道。但这座校园里，还有多少‘斌’在沉默？我们又能精准地找到多少个‘赵老板’的软肋呢？”
这场战斗，他赢了，赢得漂亮且专业。但他感受到的，不是喜悦，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无力福个体的抗争，终究难以撼动滋生问题的土壤。他的“雷霆手段”，可以劈开一片乌云，但阳光能否持续照耀，仍是未知数。
校园霸凌案的结束，并非一个句号，而是在余年心中，画下了一个关于力量、规则与局限的沉重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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